四川出去卖婬的全国最多｜老张，这说法咱得掰扯掰扯

老张，信收到了。你说听人讲“四川出去卖婬的全国最多”，心里头堵得慌，问我咋看。我在成都东门住了五十三年，小学教师退休，见过火车站台上扛蛇皮袋出川的丫头小伙子，也见过他们过年回来给爹妈塞钱的样子。这说法不新鲜，九十年代末就有，但咱不能光听一嗓子就认了。你先坐下，听我把这些年眼见的、耳闻的，一样样摆给你。

早年的火车站，才是这话的来路

一九九五年春，我在火车北站送侄女去深圳玩具厂。广场上挤满人，多数是二十出头的川妹子，背着铺盖卷，手里捏一张塑封的招工卡。有个绵阳来的姑娘，排队时跟旁边人讲，她姐在东莞电子厂，一个月包吃住能剩四百块，比在家种地强十倍。

那会儿四川穷，尤其川东、川南的山区县，田薄路烂。出去打工是条活路，但活路也分好多岔道。深圳关外的“城中村”，广州站西路的天桥底下，确实有些从四川来的女人，站在发廊门口或按摩店招牌下揽客。我教过的学生里，有个后来跑长途货运的，他跟我说，那些店里头，四川口音确实多——一问，多半是德阳、遂宁那边来的，家里有病人或弟弟要念书。

但这跟“四川出去卖婬的全国最多”是两码事。你细想，四川人口八千多万，是全国劳务输出大省，基数摆在那儿。二十个人里出一个干那行的，听着比例不高，可架不住出去的人多。广东本地人不这么看，他们只看见操四川口音的那一拨，就下结论说“四川女的不本分”。这就像成都春熙路的小偷多，你不能说成都人都是贼——逻辑不能这么顺拐。

我亲眼见的岔路口

二〇〇三年暑假，我到简阳一个远房表姐家走亲戚。她家隔壁住着个姓周的姑娘，十九岁，初中毕业，在镇上裁缝铺学过半年手艺。表姐说，这姑娘从深圳回来，穿金戴银，村里人都在背后嚼舌头。我见她坐在门口择豇豆，手上有茧子，指甲缝里是泥——这不是坐台的手。她喊我进屋喝茶，堂屋里挂着她爸的遗像，桌上摆着一台新缝纫机，蝴蝶牌的。

她跟我讲，在深圳龙华一家制衣厂踩平车，活儿重，但计件拿钱。有人劝她去“坐台”，说一晚上顶她半个月工资，她没去。

“老师，我没读过啥书，但晓得啥钱干净啥钱脏。我踩缝纫机，腰累断也是自己的。”

这话我一直记着。后来她嫁到邻镇，开了个窗帘店，去年我去买过遮光布，她正给儿子报奥数班，人晒黑了，说话还是那股川南腔的利索劲儿。

可我也见过走歪的。二〇一〇年，我老伴住院，同病房护工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泸州人。她跟我倒苦水，说她妹妹在浙江某地“做生意”，其实是站街，每年寄钱回来供侄子念大学。她说起这事，语气平淡得像在讲冬天腌酸菜：“她没别的本事，家里欠着三万块的债，婆家又不管，只能这样。”

数据的事，咱不能瞎说

老张，你若是要硬证据，我没有。政府从未公布过各省卖淫人数的公开排名，报纸上那类“某省籍失足妇女占比”的说法，大多来自公安部门某次专项行动的简报，统计范围窄，时段短，算不得普遍规律。我记得二〇一五年《南方周末》有过一篇调查，写深圳某区查获的涉黄人员里，外省籍占八成，其中四川、湖南、贵州排前头——但文章特意注明，这跟这些省份的外出务工人口总量排名几乎一致。也就是说，不是四川人特殊，是四川出去的人本来就多。

三种人，三种说法

这些年我总结过，说“四川出去卖婬的全国最多”的，大致三种人：

在沿海工厂招过工的中年老板——他嫌川妹子“跳槽快，不好管”，拿这话压人，给劳务公司压价；
出租屋房东——遇到过两个干那行的房客，退租时弄得脏，他记了仇，逢人便讲；
路边下棋的老头——看热闹不嫌事大，听过一耳朵就当“事实”传。

你听，哪个是正经统计过数据的？传言这东西，最怕从具体个案往人群头上扣锅。我班上以前有个男孩，爸爸在拉萨跑运输，妈妈在镇上开小卖部。班里丢过十块钱，别的娃喊“藏娃偷的”，那男孩哭了整个课间。人哪，先是拿地域给别人贴标签，贴久了，自己也信了。

那年春熙路卖叶儿粑的

说个近点的。去年我在春熙路步行街口，见一个三十来岁女人推着铁皮车卖叶儿粑，糯米皮包芽菜肉末，三块钱一个。有人问她哪来的，她说南充的，来成都八年了。

旁边一个操普通话的游客说：“四川妹子都跑出去挣钱，你怎么反倒回来了？”

她一边往笼屉上刷油一边答：

“出去是挣钱，回来是活。我前头在东莞待过三年，在洗脚城干过收银，没干过别的。攒了点钱，回来支个摊，心里踏实。”

那游客讪讪地笑。她接着说：“你信那些说法？四川出去的多了，干啥的都有，非盯着那一样看，那是以偏概全得像拿松花蛋当鸡蛋。”她说这话时，手底下正巧一只白猫蹿过路面，拐进旁边的巷子，尾巴在墙上扫了一道灰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