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市东城牛山站街在哪里｜站牌后头第三棵榕树下的修表摊

我蹲在牛山站街的马路牙子上，膝盖压着一张磨出白毛边的旧报纸。摊开的红绒布上摆着十几块表，最边上那块上海牌机械表是早上八点收的，表主是个穿工装裤的年轻人，说要赶九点半的火车去惠州。

你要问东莞市东城牛山站街在哪里——喏，就我屁股底下这条街。公交站牌上写着“牛山站”，站牌背后第三棵榕树，树根拱起一块水泥地，我的摊子就支在这儿。修表摊没有名字，挂一块硬纸板，用记号笔写了“修表”两个字，风吹日晒，笔画都洇开了。

树荫底下的规矩

榕树是1987年栽的，那时候这一片还是农田。后来东城大道修通，公交线拉过来，拾荒的、摆摊的、等工的，慢慢聚成了一条街。老赵在路口卖肠粉，十年了，每天凌晨四点半支锅，煤炉子烧得通红。我比他晚，六点才来，铺开红绒布，把镊子、起子、放大镜摆成一排。

这条街不长，走完约莫三百步。东头是便利店，门脸窄，货架上落着灰，老板娘阿珍总在柜台后面看手机。西头是理发店，写着“快剪10元”，镜子前那把转椅坐过两个学徒、三个师傅，现在的主人叫阿强，原来在东莞火车站摆摊，后来那边整改，搬过来了。

站得久了，认脸。每天下午两点，有个穿蓝布衫的老头准时坐在便利店门口的塑料椅上，手里捏着一块方形电子表，不修，就看看。后来我知道他以前是厂里模具工，退休后住在牛山那边的一个小区，每天走二十分钟过来，为的是这儿的日头晒得到椅子。

“你修了二十年表，知不知道这街上最准时的是什么？”他有一回问我。

我说是公交车的发车时刻。他摇头，指了指头顶的榕树叶，说：“是这棵树，每年三月底发新芽，一天不差。”

我的摊子，多的时候一天修八九块表，少的时候蹲一整天摸不到一块。现在戴表的人少了，手机上看时间，手一抬就能看一眼。但总有人来找我，大多是表里有念想的。

前两天一个中年女人拿来一块女式石英表，说是在南城那边买的，十年前就不走了，一直放在抽屉里。她打开后盖的时候我闻见一股樟脑味，表盘边缘有一圈淡淡的黄渍。我换了电池，调了走时，她拿起表贴在耳边听了听，又放下来，说“走得挺安生”。然后多给了我十块钱抹布钱。

东莞东城这边新楼起得快，牛山站街两边的铁皮房换成了水泥楼，房租翻了有三角钱一样。有一家卖手机配件的搬来又搬走，招牌还留着半块蓝底白字。我在墙根底下看见过掉落的螺丝螺帽，也捡过一片表蒙子，后来安在一块老英纳格上，尺寸刚好。

这条街每个月总要变一点。去年秋天，路口挖开铺了管道，围挡了一个月，肠粉摊挪到我摊位对面临时卖。挖出来的黄土堆在路边，有老人说那是早年的田底子，肥得很。管道铺完，路面重新浇了水泥，比原先干净，但多了一道明显的接缝，像手表后盖的纹路。

站街的名字没人考究过。附近有个牛山村，以前村口拴着几头耕牛，后来地改成厂房，牛也没了。站街叫法大概是等车的人多，你问东莞市东城牛山站街在哪里，本地人就说：“公交站那条街嘛。”没人指错——因为就这么一条横着的街，两头都看得见。

刚在树下支摊那几年，隔两天就有人问：

问路的人里，有些是找站的，有些是找人的。去年有个外地小伙子拿着手机满街转，照片里是个背书包的孩子，他说是家里弟弟从老家跑出来打工，联系不上。我让他去便利店问问阿珍，阿珍给了他一个环卫工的号码。后来听说人是找到了，在附近工地上。这街上的人兜兜转转，最后都能拢到一块儿。

修表和守站街一样，拼的是一个“等”字。表不走，拆开看齿轮是否卡了，摆轮是否脏了；人不来，就看着车来车往。公交站每隔十分钟来一辆车，车门开了又关，下来的人步伐快慢不一。牛山站在东城东边，连着不少城中村，有的人下了车是回出租屋的，有的拖着行李箱，你只看就知道赶路的还是常住的。

今天收摊晚了些。快七点的时候来了个骑电动车的男人，车筐里放着个塑料袋，打开是一块怀表，铜壳，边缘磨得发亮。他说是在旧货市场收的，不知道还走不走。

我拿放大镜看了看，说是大概1970年左右的老物件，发条还没锈死，可以试试。他坐在我带来的马扎上，看我打开后盖，用棉花蘸了酒精擦毛细孔。“师傅，”他说，“你这摊子在这条街多少年了？”

我说二十来年，刚来那年，街东头那棵榕树还不到现在的一半粗。他“哦”了一声，把怀表拿在手里掂了掂。表针走了几秒，他就着路灯的光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表盘里的秒针卡住了——油泥堵住了摆轮。我用镊子轻轻拨了一遍，说：“回去多晃晃，过两天还卡的话再拿来看看。”

他骑车走了，尾灯红了半条街。我把红绒布四个角对折，把表收进铁饼干盒，镊子、起子、小刀放平，盖上盒盖锁好。起身的时候腿麻了一下，扶着榕树站了一会儿，树干上有好几道不知道谁刻的印子，粗的细的，有深有浅，最老的一道已经让树皮长得快要挡住，不掰开根本看不清原来的样子。

路灯亮了，站街的地砖上落着几只蚂蚁，沿着砖缝往那棵榕树爬。明天早上我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