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有没有卖逼的女人?｜老汉口巷子里的寻常问答
六月的下午，我在花楼街口的老槐树下摆了个修鞋摊。头顶的塑料棚被风掀得哗哗响，手里的锥子扎进半截鞋掌，还没拔出来，就听见旁边卖冰棍的刘嫂冲我喊：“张老师，你门口那报纸上写的‘卖逼’是么回事？”我抬头，她指着我摊旁垫屁股的一张旧《楚天都市报》，上面用红笔画了个圈。
我摘下老花镜，瞟了眼那报纸。是上周六的法制版，讲的是江汉路某写字楼里查获的骗局，标题黑体加粗写着“冒充女网友索要红包，男子半月被骗八千”。旁边配了张小图，马赛克糊了半张脸。刘嫂的“卖逼”念的是方言音，其实就是“卖虚拟装扮”的缩写——那篇报道里当事人买游戏皮肤，钱转了货没到。
可我知道，她要问的绝不是游戏道具。
这条花楼街，从我四十岁搬来汉口住，到如今退了休在巷口摆摊修鞋，整整二十七年。靠里走三百米，穿过邮电局后墙，就是有名的“歌舞厅一条街”，九十年代叫“芭提雅”，后来改成“星光大道”，再后来拆了一半，剩几家足疗店和棋牌室，玻璃门上贴着褪色的“按摩”字样。
九十年代后期，我刚到这附近租门面时，夜里十一点收摊，总能看见巷子口停着几辆桑塔纳。车牌有的挂着军绿色的帆布套，下来的人穿着皮夹克、大背头，推开足疗店的透明门帘。那时候确实有站街的，戴毛线帽穿踩脚裤，冬天手踹在袖筒里，见了男人就压着嗓子问“师傅按摩不”。我低着头不搭话，快步走过去，身后常跟着一串苍蝇似的“喂——别走嘛”。
那些女人，有的租在对面筒子楼的单间里，月租一百五，带个烧水壶和旧弹簧床。楼下的寡妇李奶奶专门给她们做饭，一荤一素八块钱，米管够。李奶奶跟我说过，她们大多是黄陂、孝感那边农村来的，有些还是没嫁人的姑娘，出来躲债的、被后爹赶出来的、跟家里面闹翻的。
派出所老周的说法
后来快零几年的时候，派出所的片警老周来我摊上配拉链。他挎着个裂口的黑皮包，边拉链条边叹气：“张老师啊，你说的那种‘卖逼’的，我们抓了十几年。你说她们是坏人吧，有的连偷带骗还没你那修鞋的锥子利索。你说她们是好人吧，三更半夜把孩子锁屋里，自己在巷子里蹲着揽客，出了事又哭天抹泪。”
老周烟抽得凶，一天三包红金龙，嗓子像破锣。他说九十年代末最凶的一次，冬季严打，一夜扫了十几个，送去妇幼保健院强检，结果有仨查出来肺结核。其中有个叫春桃的，从江西瑞昌跟着跑货车的相好来武汉，被丢在客运站，钱和身份证都在包里被顺走了。她拿了一百块钱抵押给站前小旅馆老板，说要打工还，结果干了一个月还倒欠四百。她能干么？只能去巷子里站着。
老周当时把烟屁股摁在我摊角的水泥地上，说：“那些姑娘要是有门路学个手艺，哪怕就跟您一样修鞋，也不至于卖那样的‘逼’——您说是不是？”
我递给他一颗我捡来的螺丝，让他把包背带拧紧。我这心里头啊，堵得慌。
今时不同往日的小巷
现在的花楼街，旧房子拆了一大半。白天摆摊的少了，晚上十点以后反而热闹，亮的是烧烤炉子和奶茶店招牌灯。足疗店玻璃门上贴的“招聘按摩技师”，底下小字写着“限女性，包吃住，提成五五开”。到底还有没有那种卖逼的女人？
上个月，我收摊时捡到一只米色小皮包，里头没值钱东西，就一张写满地址和电话的纸。纸背面画了个表格，列着一串日期和数字。我拿回家，我女儿看了说看着像排班表。我四岁的孙女指着上面一个红圈圈的数字说“奶奶，这个是‘星期六’。”我没细究，第二天把包挂回原地老槐树的树杈上，用塑料袋系牢。三天后它不见了。
有个叫阿芳的湖南女人，在隔壁巷子开了间裁缝铺，兼卖些针头线脑。她晚上常来接孩子放学路过我的摊，有时蹲下看我用胶水补鞋底，冷不丁冒一句：
“张老师，您说网上那些什么‘卖逼’的，是不是跟我们以前乡下说的‘绣花枕头’一样，全是骗老实人的？”
我嘴笨，回她：“逼不逼的先不管，反正甭管什么生意，都得讲个诚信。”阿芳笑了，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白沙烟塞给我，说我话都在鞋底上——扎实。
前两天傍晚，我在摊上修一双女式坡跟凉鞋，那鞋有些年头，帮沿都开线了。送鞋来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头发扎得紧，穿碎花衬衣，手上戴着一只发绿的银镯子。她站我面前没说话，付钱时从钱包滑出一张老式身份证，照片上的姑娘眉清目秀，地址是“江西省瑞昌市横港镇下湾村”。我脑子空了一瞬，抬眼看看她，她低头拉锁链上写着“娟娟老店”的零钱包。
我没问，她就走了。低头一看，鞋垫底下压着一张折叠得方方正正的菜单纸，上面蓝黑墨水写了一行字：“张师傅，您那鞋跟给我用粗一号的钉子，下雨天不打滑。”
风从汉正街那边吹过来，纸角扇动，沙沙响。修鞋摊的老马灯还亮着，把地上那张纸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街对面的新楼房陆续有人搬进去，阳台上晾出一排彩色衣物，其中一条碎花短裤被风鼓成个不规则的圆。我低头继续给那只旧鞋上针，胶水味儿混着街道边青草的闷气，人走了，纸搁在摊子上，搁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我收了摊，那纸还在，被露水浸得半软。我没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