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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高湖村站街在哪里｜拆迁围挡外还剩半条老路

下午四点半，高湖村站街那排老榕树还在，树底下的石板凳没人坐。围挡从村口一直拉到江边，蓝铁皮上印着“旧屋区改造”的白字，有几块被风掀了角，露出后面半截红砖墙。站街这个词，在高湖村问了三个老人，两个指村东那条六百米长的直道，一个说早没了——拆迁拆了三年，铺子关了九成，剩下卖扫帚和修锁的两间，卷帘门拉到一半，里头黑黢黢的。

你要找的站街，其实是高湖村从民国传下来的墟市尾巴。早年间闽江涨潮，货船靠岸，挑夫把咸鱼、竹器、粗布堆在路边，蹲着等客，这一蹲就是几代人。1987年村里通水泥路，路边支起铁皮棚，卖光饼、卖虾油、补锅底的老手艺在棚下摆摊，来买东西的人站在街心讨价还价，久了，“站街”就成了这段路的土名。不是那种暧昧的站街，是实实在在站着做买卖的地方。

围挡上有个缺口，钻进去是另一个年份

缺口在村卫生所旁边，铁皮被人掰弯了一道缝。侧身挤进去，脚下是碎砖和灰渣，再走二十步，地砖突然完整了——赭红色的小方砖，缝里长着细密的马唐草。这是站街残留的最后五十米，两边的房子门窗都拆了，但墙上的店铺招牌还在：

• “阿肥剃头店”的镜子碎了一地，镜框是木头的，雕着葵花。
• “高湖食杂批发”的木质货架倒在地上，最上层那格还钉着白铁皮标签，上面用油漆写着“味精 0.3元/包”。
• “顺兴杂货”的水泥柜台裂成三块，但柜台角上嵌的那枚铜钱还在，是1982年高考榜眼家贴的压胜钱，被顾客摸得发亮。

靠着残墙蹲下来，能看见墙根石灰层下面露出一小截旧标语，蓝漆刷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最后一个“给”字被新涂的“拆”字压住半个口。2003年这里修过一回下水道，工人撬开石板，发现底下还有一层更早的卵石路面，鹅卵石被鞋底磨滑了，缝隙里塞着民国二十年的铜仙板——本地县志没记这事，唯有村里的老人张伯还记得，他说早年站街脚底下就是闽江的河滩路，货船搁浅了，水手踩着卵石把货背上来。

周六清早的活法，跟别处不一样

拆迁以前，站街的早市是六点开。卖豆芽的矮脚老陈夫妇每天骑三轮从仓山赶过来，他们家豆芽用井水泡，盖湿麻布，一根沾土的根须都不留。五点半到地方，先占街心最宽的那块石板，铺开塑料布，把豆芽分成八堆——这是按卖给饭店和卖给散户的不同分量排的。对面卖海蜇的林婶摆的是玻璃缸，两尺半长，带盖儿，里头海水是每周三从长乐海边拉的，海蜇养在缸里能活四天，现捞现切，块大得像豆腐。

七点以后，街上人挤人。推板车的送豆腐，豆腐板上的布还冒着热气；骑着嘉陵摩托的邮递员按两下喇叭，又怕蹭到卖鱼丸的竹筐，干脆熄火推着走。剃头店门口摆着一条黑色的长木凳，凳腿用铁丝绑过三道，坐满等空位的老头，手里拿的烟盒有牡丹、有大前门，也有不带滤嘴的飞马牌。谁说高湖村没年轻人？送净菜的穿水鞋的、给加工厂送货骑电驴的，都是三十岁上下的脸，只是街上摊子搬到市场以后，这脸就少了。

“站的店没了，站的人还在。”张伯蹲在那块石头邊上说，他今年七十六了，每天下午还是来这儿坐一会儿，带一个搪瓷杯，杯底有褐色的茶垢，“原来街中段有个铁皮屋，是村里给我配的电工房，我拉了三十多年电线，从拉线开关换到漏保开关，现在连墙都拆了，就剩下这块坐踏石——你看石面，凹下去的那个坑，就是皮鞋后跟磨的。”

入夜以后，站街只剩两种声音

天擦黑的时候，围挡外的望江路上开始热闹。卖日用百货的三轮车灯亮起来，照着一排架子：扫帚十块，铝锅十五，搪瓷脸盆按大小七块到十二块不等。跟站街老摊位卖的东西差不多，只是地面上铺的不是方砖，是碎石和生锈的铁板。走过来几个穿校服的初中生，一人买一支冰棍，撕开袋子就蹲在街沿嗦，口水滴在灰堆上，溅起小小的烟尘。

再往前三十米，公共厕所门口那个修锁配钥匙的摊位还亮着一盏白炽灯。师傅姓陈，六十出头，脚下装着两把摺叠凳，一把自己坐，一把放工具箱。箱面上摆着青色的钥匙坯子，黄铜钥匙挂成一串，像迷你风铃，被晚风弄出细碎的响。他把拆下来的锁芯拆开，一个齿一个齿地锉，锉出来的铁屑落在他卷起来的裤腿上，不拍，继续锉。他说他不搬，哪怕四周拆成空场，只要进出工地的人还要开门锁，他这滩就守原地。

前些天电钻声歇了，围挡外运渣土的卡车也少了。夜里九点十分，施工队准时停手，整片高湖村陷入安静。唯一的灯就是修锁摊那盏白炽灯，灯光落在地上，恰好照亮方砖残段的两道缝——那里面嵌着一片黑亮的碎瓷，釉面上隐约有青色的缠枝纹。陈师傅说完，拿改锥把碎瓷剔了出来，放在工具箱的盖子上，说：“这东西年份浅不了，等哪天有空寻人问问。”
说完他又低下头，继续锉手里那只铜锁芯。风从江边吹过来，白炽灯的灯泡轻轻晃了一下，钥匙串叮叮响了一会儿，又安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