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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金岭市场有站街的吗｜下午四点半的菜档与真相

铁皮棚顶漏下一道斜光，正打在卖姜阿婆的秤盘上。我蹲在摊位边替她修电子秤的底座，汗珠子从安全帽沿滴到线路板上，发出“嗞”的一声。市场里人声鼎沸，卖鱼的陈叔在隔壁用水管冲地，泡沫混着鱼鳞流到我脚边。有个穿碎花裙的妇女拎着两把菜心走过去，又折回来，压低声音问：“师傅，你天天在这摆摊，听说过金岭市场有站街的吗？”

我手里的螺丝刀顿了一下。那妇女眼神躲闪，手里菜心的水珠滴在塑料拖鞋上。我知道她问的是什么——前阵子城管在夜市那边清了几个穿高跟鞋揽客的，风言风语传得快，连菜市场里都有人打听。

“大姐，我在这修了十一年小家电，”我把秤盘翻过来，露出里面发霉的线路，“每天七点出摊，晚上九点半收，见的最多的是偷电瓶的，和讨价还价的。”

她走了以后，我把修好的秤递给阿婆。阿婆递过来一支烟，是说不上名字的牌子，烟纸有点潮。她笑着说：“我说啊，站街的和站摊的，都是站自己的位置，没什么好问的。”

摊子底下的江湖

我的摊位在金岭市场西侧第三根柱子底下，柱子上的红漆掉了大半，贴满了开锁、通渠、修防水的小广告。平时只摆一张折叠桌，铺块绿帆布，桌上放着万用表、烙铁、两个成色不一样的吹风机，还有一个铝饭盒当螺丝盒。

这地方要说偏也偏，正门对着金岭二路，背靠着旧货市场。每天下午四点半，旁边的烧腊档开始冒油香，隔壁修鞋的老头收工回家，把塑料凳倒扣在工具箱上。这时候能看到一个穿灰色保安服的承包者巡过来，在我摊前站两分钟，问一句：“有没有难缠的？”

“没有。就是早上有个老太太非要我给她的电饭煲内胆做个钢化膜。”

保安笑着走了。他走路的姿势慢，两条腿拖在地上，像拖着什么重物。去年这时候他比现在利索，晚饭后常坐在我旁边的水泥台上，跟我聊租金的涨跌，聊市场的保洁阿姨辞职了三个。他总说：“金岭市场本来就是个大杂烩，卖菜的，卖杂货的，卖三无化妆品的，都在同一个屋檐底下混饭吃。”

江门金岭市场有站街的吗？这样的问题，他可能听得比我更多。有一次他蹲在我摊前帮我拿固定胶水，忽然接了一句话：“要是真有站街的，也该是站在这屋檐底下躲雨的那些人。”

一个具体的傍晚

我记得那天是端午前两天，市场里挂满了廉价的彩色纸葫芦。我接了一个活：给老式吊扇换电容。电容三元钱一个，手工费五元。户主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白背心，讲话带一股浓重的荷塘口音。他站在旁边看着我拆扇头，忽然说：“你听说了没？网上有人传，说金岭市场这能站街。”

“听说了，”我把扇叶拆下来放在报纸上，“我在这儿修东西十一年，真没看见过。”

“我上次晚上十点路过，看见两个女的站在路灯底下抽烟。”他摸了摸半秃的头，“穿得也不是很那种，就是高跟鞋，远远看以为是等人。”

我没接茬。吊扇里卡了一团棉絮，抽出来的时候带出一只死蟑螂。他把话头接过去：“后来走近了看，是旁边烧烤店的服务员，站在外面透气。她们店的烤韭菜快烤完了，老板娘叫她们出来拉客。”

“所以‘站街’，也可能就是‘站夜’的意思。”他把手插进背心口袋里，看着我把新电容焊上去，“我老婆也曾经在洗衣店门口站了半小时，等我拿那条换拉链的裤子。人人都有站街的时候。”

灯亮了，吊扇转起来，咔嗒咔嗒的声响在闷热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悦耳。他付钱的时候多给了两元，说让我买瓶冰水。我收下了。回到市场，阿婆已经收了姜摊，留下一块遮阳的蓝布仍挂在铁架上，被风掀动，像一面没什么意义的旗子。

晚上收摊时，保安又路过一次。他顺手帮我按下折叠桌的卡扣，说了句：“明天高温，你那个篷布缝都裂了。”

“修。”我把螺丝盒放进工具包，“什么都能修，篷布也一样。”

他笑了。我也笑了。

市场里的卤味摊已经收走了所有的托盘，只留下空荡荡的玻璃柜。落地扇的电源线挂在柜角，塑料箱子里泡着待洗的抹布，风吹过去，有一股淡淡的洗洁精味道。没有穿高跟鞋的女人站在那里。只有一个收废品的老汉推车过来，问我有没有破铜烂铁。我说没有，他把车推走了，车上的旧纸板发出嘎吱嘎吱的动静。

夜色彻底沉下来时，我摘下手套，把维修椅侧立固定在柱子上。路灯的光从铁皮顶的缝隙里落下来，照在胶带缺角、螺丝钉零星掉落的地面上。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那个穿碎花裙的妇女。不知道她后来在哪个菜摊前又问了谁同样的话。也许她问了鱼摊的陈叔，陈叔正忙着刮鱼鳞，随口应了一句：“站什么街，都回家做饭去了。”

外头还剩下三个烤肠摊位，铁板上的油和酱汁混在一起，散发出甜腻而真实的味道。我转身走进那个没有正门灯的老巷子里，去推我那辆常常被人误认为报废车的小三轮。巷子里有一盏水银灯亮了，照出墙根下一丛老旧的马缨丹，香气醇厚，混着雨水和花盆底下的土腥气。远近都没什么人的声音。过一会儿，有人在我三轮车后面踢了一脚空易拉罐，“当啷，当啷”地滚远，又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