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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坪老太太谈恋爱的地方｜国营理发店与桥头菜摊的黄昏约会史

南坪的午后，太阳斜着穿过梧桐叶，在水泥地上筛出铜钱大的光斑。我跟着七十三岁的刘玉梅穿过老街区，她指着街角一家门窗漆成淡绿色的理发店说：“就是这儿，那时候我们谈恋爱，不敢进屋，就站在那棵泡桐树底下。”她说的“我们”，是五十年前的事了。那个年代，南坪还叫南坪公社，年轻人谈恋爱没有咖啡馆，没有电影院，只有几个固定的“场合”。我花了一个秋天，把老太太们口里的这些地方走了一遍，记下了它们如今的模样。

国营理发店：泡桐树下的五分钟

理发店在工农路中段，门脸不大，玻璃窗上贴着的“新潮烫发”塑料字掉了一半颜色。一九七〇年代，这是南坪公社唯一的理发店，两个师傅，三张铸铁理发椅，墙上挂一面缺角的方镜。刘玉梅说，她丈夫张德全当时在农机站开拖拉机，每回县城送货回来，总要绕到理发店门口借水壶喝水。

“他不敢说来看我，就蹲在泡桐树下抽烟。我从店里玻璃窗望出去，看见他裤腿上溅的泥点子，就知道他从县城回来了。”刘玉梅说，那时候谈恋爱，全程不超过五分钟。两个人隔着两米远，说几句“今天回来得早”“吃过了没”，就算完成一次约会。那棵泡桐树还在，树身粗了一圈，春天照样开紫花，只是树下如今停满了电动车。

“有一回他捡了颗石子搁在窗台上，我下工出来一看，石子底下压着两颗水果糖。糖纸都焐软了，是他揣在兜里走了一路捂化的。”

桥头菜摊：称完豆角再称心

南坪老桥头，现在是早市菜摊的集中地。每天清早，沿河堤摆开三十几个塑料筐，卖的是本地菜农自己种的萝卜、白菜、香菜。九点钟收摊，桥面恢复通车。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里不是天天有菜卖的——只有逢五逢十的集市日，周围三个大队的人涌过来，桥头才热闹起来。

周秀兰今年六十八岁，退休前在南坪小学教书。她和丈夫李建国是相亲认识的，见面地点定在桥头菜摊。“媒人说他那天会穿一件蓝布中山装，在卖豆腐的摊子旁边等我。”周秀兰记得清楚，那天下着小雨，她撑一把黑布伞，站在卖菜秧的老太太边上，假装挑辣椒苗。“他过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条草鱼，说家里中午加菜。我一看那条鱼肚子上的鳞被刮掉一块，就知道他是故意买来显摆的——那年头，吃得起整条鱼的人家不多。”

两个人从桥头走到河堤，再走回来，来回走了四趟。这条路线全长约三百米，沿路经过两个货郎担、一个修鞋摊、一个补锅匠。走第三趟的时候，李建国把草鱼换到左手提，腾出右手来，在走过修鞋摊的遮阳棚时，握住了周秀兰的手。那个遮阳棚是军绿色帆布做的，每隔两米用竹竿撑起，棚底下挂着一串铁皮做的鞋掌，风一吹哗啦啦响。

行走时间段	两人间隔距离	桥头发生的事件
第一趟（约10分钟）	一米二左右	李建国把草鱼从右手换到左手
第二趟（约8分钟）	隔一人身位	卖豆腐的摊主吆喝“卤水豆腐”，两人停下来各买一块
第三趟（约15分钟）	肩膀相碰	经过修鞋棚，牵手
第四趟（约6分钟）	并肩走	两个人都没说话，走到桥尾又折返

那块卤水豆腐，周秀兰拿回家用葱拌了，加了点盐，当晚全家人吃了两碗饭。后来两口子每回吵架，李建国就说：“那天桥头买的豆腐要是没走第三趟，我可能就把你送回家得了。”

供销社二楼：隔着柜台挑毛线

供销社老楼还在，一楼改成五金日杂，二楼空置，窗户糊着报纸。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间，二楼布匹柜台是南坪公认的“恋爱角”。原因简单：一楼人杂，供销社主任在三楼办公，二楼楼梯拐角种着一盆吊兰，常年绿着，活像一道天然屏障。

张桂芬和老伴陈树生在这儿认的“布”。那时张桂芬在缝纫社上班，每月三天去供销社二楼挑线。陈树生是县棉麻公司的采购员，每回来南坪，都要为公家采购一批包装麻袋用的细麻绳。麻绳和毛线摆在同一排货架上，张桂芬挑毛线，陈树生假装看麻绳，一来二去，搭上了话。

“他每次来都穿同一件藏青色工作服，兜里插一支英雄钢笔，笔帽磨得发亮。”张桂芬比划着，“有一回他挑麻绳，捡了一根最粗的，说这根结実，适合捆东西。我把那根麻绳绕在手腕上试了试，说太扎皮肤。他脸一下子红到耳根——那天回去路上，那根麻绳一直在他口袋里揣着，后来变成了我们家的晾衣绳，用了十二年才断。”

供销社二楼靠窗第三根立柱脚下，有一处被鞋底磨得光滑的水磨石地面，朝东开的两扇窗户正对着老粮站屋顶。张桂芬说，站在那儿能看见下班回家的人从粮站侧门拐出来，左拐直走到职工宿舍楼。陈树生当时住集体宿舍，二楼最西头那间，窗户朝南。张桂芬从来不朝那窗户看，但是每次从供销社二楼下来，她都会数一遍街头槐树从路口到宿舍楼之间的间距。

南坪电影院：长条凳上的瓜子壳

老南坪电影院的砖墙刷了灰色涂料，大门锁着，售票窗口用铁皮封了。门口广场上，一台废弃的爆米花机锈成了铁疙瘩。一九九〇年代，这家电影院是南坪唯一能“正大光明”约会的室内场所。一周放两场，票价一块五，情侣买票时可以买“连座”——两张票一根号，木长条凳上标着同样的座位号。

王秀娥今年六十一岁，她说自己年轻时在纺织厂上班，对象是隔壁机械厂的翻砂工。“有一回看电影《小花》，放一半的时候，他把手伸过来，往我手心里塞了一把炒瓜子。我低头一看，瓜子壳是他事先嗑好的，仁儿和壳一半一半。”王秀娥笑，“那时候的人，好到什么程度呢？你自己舍不得吃的挂炉花生，装在厂里发的搪瓷缸里，揣在胸口焐热了，隔着两个座位递过去。”

电影院散场以后，门前有两盏碘钨灯，亮白的光把水泥地照得犹如白天。买得起瓜子的人自然大方掏口袋，大多数男青年则攥着空手，送对象到宿舍楼下，在灯影里，把那句“下周还来”，说得比电影台词都认真。王秀娥的丈夫当年送她到宿舍门口，每次都要把声控楼道灯的开关摁两下，一层一层亮上去，直到她进了门，才转身走。

现在那座宿舍楼拆了，盖了六层商品房。楼下的声控开关换成感应灯，人走过，亮十秒，灭了。

南坪的树从泡桐换成了香樟，旧理发店挂出新LED灯箱，老桥头重修了栏杆，供销社二楼租给了一家快递点，每天下午三轮车在楼梯口卸货。那个磨得光滑的水磨石地面估计被快递包装箱压住了。我在地图上把这些地点标出来，三个点连起来，几乎是一个三角形，最长的一条边不超过四百米——这大概就是当年南坪老太太们谈恋爱的全部活动半径。昨天我又路过理发店，泡桐树下坐着个老头，手里攥着把瓜子，皮都剥了，仁堆在手心里，自己不吃，也不走，就那么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