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南门广场小巷子｜换季衣裳和一把转椅
银川南门广场那条小巷子，夏天卖凉皮，冬天卖糖炒栗子，一年到头不歇业。我在这巷子口守了十四年小店，铺面不大，刚好摆下三排货架和一把转了十几年的转椅。熟客来买针头线脑，总要先在转椅上坐一坐，说一句“老板娘，你这椅子比我家沙发还舒坦”。其实椅子早坏了，靠背用胶带缠了三道，只不过大家念旧，没人计较。
巷子口的吃食摊
巷子正对着南门广场的老城墙根，每天下午四点，推车的小贩像约好似的聚拢过来。卖烤红薯的老赵，他那个铁皮炉子是1998年从旧货市场淘的，炉膛里塞着三块青砖，说是能让火候均匀。旁边卖酿皮的马婶，酱料盆里永远泡着一把搪瓷勺，勺柄上刻着“小马”两个字——那是她儿子上小学时用笔刀刻的。
“老板娘，来碗酿皮，多放辣子，不要蒜。”——这是巷子里最常听见的一句话。
我店里卖得最快的货是几毛钱一包的缝衣针，还有十块钱三双的棉袜子。南方进回来的丝线轴，一到旺季能卖百来盒。老赵的马蹄烧饼摊前排队的年轻人，手里常攥着我找出去的零钱，时不时来问有没有小镜子。“照镜子用的，”一个戴黄头盔的外卖小哥说，“进小区摘头盔前整理一下。”后来我专门进了一批巴掌大的圆镜，一块五一个，放在收银台边的塑料筐里。
转椅上的老主顾
店里那把黑色转椅，皮面磨得发亮，弹簧咯吱响，但谁来了都想坐。马路对面修表店的孙大爷，每天上午十点准时过来坐十分钟，也不买东西，就跟我唠两句。他说这巷子是“银川的毛细血管”，南来北往的人从广场散出来，钻进去，就在这儿汇一股。他修了四十年表，说南门广场的钟楼换过三次机芯，巷子里的路重修过两次，唯独我这家店门口的石阶，还是1995年铺的那批水泥砖。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一个从固原来的妇女抱着孩子进店躲风，孩子脸冻得通红。我给她倒了杯开水，她买了双最厚的棉袜子，五块钱。临走时从怀里掏出一把炒黄豆塞给我，说是自家地里种的。那黄豆炒得硬邦邦，我嚼了一星期才吃完。后来她每年入冬都来，带的东西不一样——有时是一把芫荽，有时是两个苹果。我问她为什么认准我这小店，她说：“你这儿的转椅不撵人。”
十字路口的修补摊
巷子中段拐角处，常年摆着一个修鞋摊，摊主叫李师傅，戴顶蓝布帽子。他的工具箱分三层：上层放锥子和蜡线，中层搁胶水和皮料，底层压着几本卷了边的《故事会》。他不修鞋时就看杂志，看完就夹在自行车后座当垫纸。
前年春天，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蹲下来，让李师傅给皮鞋换底。换到一半，年轻人接了个电话，聊的是合同和投标的事。挂了电话他突然问：“师傅，您在这摆摊多久了？”
“比你对面的小卖部还早三年。1991年来的，那时候这巷子两边还是平房。”李师傅头也不抬，“你们这些年轻人，走两步路就要打车，其实走路挺好，能看见墙根底下长的草。”那年轻人笑了笑，多了十块钱当小费，李师傅没收，只说了句“下回鞋开胶还来这儿找我”。
墙上的粉笔字
巷子尽头有一面清水砖墙，墙皮剥落了大半，上面有用粉笔写的字。最近的一行是：“周日下午三点，旧书摊有《新华字典》第十一版。”旁边还有更早的，字迹模糊：“谁捡到一串钥匙，还到巷口小卖部。”我每次路过都要看一眼，看有没有新写的。上个月有个小学生在底下添了一句：“卖糖葫芦的爷爷明天不来，他儿子结婚。”
这墙上的粉笔字不算字画，也没人管。它写上去，掉色，再写上去，像换季时我给货架上的塑料花掸灰。去年冬天下大雪，我在店里搓手，看见老赵的烤红薯炉子在白茫茫的巷子里冒着热气。我那把转椅的螺丝松了，吱呀吱呀响，正好和雪落下来的声音合成一个调。后来太阳出来，房檐滴水滴到墙根下，把那行粉笔字的最后一笔冲得漫漶，只留下一个“新”字的上半截。傍晚时分，有人踩着雪走进巷子，弯腰找了找，又空着手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