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谷区一条街｜三十年前那条街上的车辙印
我手里这张回程票，是1993年6月12日的。纸质发脆，印着“平谷—北京”的红字，票价贰元柒角。票面左下角有一个圆章，盖得模糊，能辨认出“平谷区一条街”六个字——那是当年街口那家小卖部的收款章。那时候平谷还没撤县设区，但街上的人已经习惯这么叫了。
这张票是奶奶留下的。她走了三年，翻她衣柜最底层的铁盒子时，票和几封没寄出的信叠在一起。我捏着这张票，突然想起来那条街的样子：从长途车站出来，左手是个修车摊，右手是第一家饭馆，门口挂着褪色的蓝布帘。平谷区一条街，在那时候就是这县城最热闹的地方。没有楼房，最高的建筑是供销社的二层砖房，底楼卖布，楼上住人。街面是碎石子铺的，中间被大车压出两道白亮亮的车辙，像两条并行的干河。
票是那张去北京办事用的。奶奶那年六十岁，头发全白了，还穿一件灰布罩衫。她是去街道办事处送申请材料，要争取把那家小卖部的执照续期。那是她守了二十二年的铺子，卖针头线脑，卖蜡烛火柴，也卖孩子们爱吃的橘子瓣糖。街东头的王木匠每天上午准时来店里买一包“大前门”，把烟盒捏扁了再装进上衣口袋。他说这样烟丝不容易断。这话我听了几年，一直不懂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偏爱碎烟丝。
1993年那天的风，我记得清楚。因为票面上沾了一滴水渍——奶奶买完票，顺手把冰棍递给我，包装纸上的水珠滴在票上。她站在街口朝我说：“今儿街上人少，你没去看录像？前头赵家又把《少林寺》放一遍。”我摇头，那天下午我哪都没去，跟着奶奶从街西头走到街东头，她一边走一边和人打招呼。修车的老孙往她手心里塞了一把螺丝钉：“嫂子，你那铺子门轴松了，往上看里拧俩。”她笑笑，收下，就揣在兜里，一直到晚上才想起来掏出来。
那条街也在变。1995年，石子路面换成了柏油，压路机轧过去，两条车辙再看不见了。供销社拆掉，建起四层带阳台的商场。门脸从木头板换成卷帘门，小卖部邻居换了三家，卖五金的老郭走了，开副食的刘婶搬去了新城。奶奶的铺子撑到2001年，到底关了。她把铁盒子和票叠在一起，锁进衣柜最深处。我问过她一回：“不心疼？”她正在择韭菜，头没抬：“街上人都搬了，剩下我一个卖蜡烛的，点给谁看。”
我后来走过很多地方的路。别的街的路口，也有修车摊，也有小卖部，也有盖着灰布的熟食车。但唯独平谷区这条街，我记得住哪块砖翘起来，哪家屋檐下长了棵爬墙虎，哪段路面雨后积水能没过鞋帮。这些细节，不是因为我记性好，而是因为小时候跟着奶奶走了太多遍。她走五十步，能停下三次。第一次是因为地上有块凸石头，怕我绊着；第二次是因为碰见熟人，要说两句话；第三次是因为她看见谁家晾的衣裳掉了一只袜子，得隔着矮墙喊一声。
这张票我一直存着。有时候出差回来，路过长途站旧址，那里现在是个商场，进口处装了感应门，人来人往，没人停留。我不逛商场，就在台阶上坐一会儿，把票掏出来看一眼。票角的那个圆章，墨迹褪得几乎看不清了。可是我记得那六个字的位置，正好压在“平谷”两个字的中间。
前些日子回老家，又走了一次那条街。街边的杨树还在，粗了两圈。原来的修车摊变成电动车维修店，门上挂着二维码牌子。我在店里修了个车灯，老板姓刘，四十来岁，头发稀疏。他问你从哪来，我说小时候住这条街。他抬头看我一眼，没接话，低下头拧螺丝。我问：“你听没听过原先街口有个点蜡烛的小卖部？”他摇头，说那会儿他还没搬来平谷。等我走出店门，他忽然在后头喊了一句：
“路西尽头那棵槐树底下，以前埋过一个铁皮盒子，也不知道是谁埋的，修路的时候挖出来，里面全是邮票。”
我没再回头。那棵槐树早没了，铺成了人行道。只是我想起奶奶铁盒子里那些没寄出的信，邮票一张都没贴，全是新的。背面平整，连一点胶水痕迹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