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旧巷｜穿过望江路，拐进砖墙与晾衣绳搭起的回环天地
我蹲在百步外的空调外机旁，数了一下午，从这条巷子里走出四十七个人，提回五十六袋蔬菜。其中一位穿蓝布衫的阿婆，第三次经过我身边时停下脚，问了一句：“你是在找上城区城中村吧？这儿就是。”她摆手往身后一指——那片被望江路的高楼夹在中间、灰墙面上爬满旧水管和空调滴水管的地方，就是近江村那片还没拆完的尾巴。
2019年秋天，望江门外那排红砖筒子楼率先倒下，扬起的灰把邻近的桂花树盖成土黄色。但隔着一条小石板路，九星里巷子口那座青砖门台还在。门台上钉着一块掉漆的搪瓷门牌，“上城区城中村近江片”几个白字被铁锈吃掉了半边。村里人不管门口挂牌，他们管这片叫“九星里”，管路尽头那棵一百七十年的樟树叫“大树下”。
一、从公交终点站到拆迁拉锯
老底子这里是公交39路终点站。1987年我头一回来，坐在双层巴士最高排，车到秋涛路口就停了。司机从驾驶座底下掏出一个铁皮箱，“往里头走，那都是上城区的地”。村口供销社卖五分钱一根的赤豆棒冰，玻璃柜台角上贴着1984年的旧年画，画的是西湖荷花。那个年代的城中村不叫城中村，村里人自己说“我们是江边的人民”。
拆迁工作组2016年进驻时，在青砖门台上贴了蓝色告示，墙角蹲着三个下象棋的男人，他们看了一眼告示，照旧把车马炮捏得啪啪响。巷子里第三天开始有人家搬走，搬家公司小货车堵在窄道上，喇叭按得比居委会广播还响。但也有钉子户，住在进村第二家的周师傅就是，他原先在巷口开修车铺，地上常年摆着两个机油桶和一只瘸腿木凳。
周师傅跟我说，他那间铺子的砖头是1981年从临平窑厂拉来的，比许多住户的年纪都大。他拒绝签字的原因很简单：不是钱不够，是门口那根铁水管上焊了四分之一片铜钥匙。那把钥匙是村东头姚木匠的女儿嫁到东站那年，用来开樟木箱陪嫁的。拆屋的人搬走了箱子，却把这钥匙焊死在公用水管上当了装饰。周师傅说，“他们搬走了箱子，我不搬钥匙。”
二、晾衣绳下的日常仍在转
去年春天我再进去，铁路沿线那排三层楼已经抹平，种上了草皮和低矮灌木。但九星里内圈还活着，居民们架起钢管做晒衣架，春秋两季的棉被像彩色旗子一样盖满了巷顶。孙大妈在水井边洗荸荠，井沿上的麻绳勒出几道深深的沟。她告诉我，这是村人从1988年自发集资打的井，井水冬暖夏凉，夏天镇西瓜，冬天烫脚。墙角竹篮里晾着碎布料和旧毛线，孙大妈每到下雨前就收进屋里，说这些东西捏在手里，能记住哪家孩子长到几尺高。
老村委办公室改成了出租房，外墙上还挂着1995年治安联防的搪瓷牌。来这儿租房的多是隔壁医院跑夜班的护工和送快递的。他们的电动车在巷子里排成一溜，车座底下压着一天的饭盒。傍晚六点半，收废品的李老头摇着铃铛进来，走一圈能收七八个纸箱子，全是拆衣柜和搬电器留下的。
“上城区城中村的地界，白天看房子，晚上看灯。”李老头指着几家二楼窗户说，“有灯的是人还在，没灯的是铁门反锁、桌子还立着的老伙计。”
顺着那些灯找到的住户，家里多半还摆着老式五斗橱，抽屉拉手用红色绒布条绑住。有一户的橱顶上放了双塑封布鞋和一把褪色的塑料梳子，灰扑扑的，像从旧货市场捡回来，又像一直在那儿。
三、剩下的巷子在等什么
拆除工作如今停在村北口的公厕边上——不是停了开工，是还在谈六户人家。岗亭里值班的小伙子手机外放着黄梅戏，桌上摊着一张蓝色表格，格子里的名字勾了又划。上周他指着巷子尽头说，最后那户是养猫的蒋老太，拒绝上楼，条件很奇怪：她要把家里三只猫埋在那棵樟树下，骨灰盒用布包着放进树根凹洞里，才肯签字。城建那边答应在树侧修一块小石碑。
现在九星里的巷尾多了一把没人坐的长条石凳，凳面被雨水泡白了，木头纹路里嵌着两只苍耳。旁边的旧门拆除了一半，半扇铁皮门翘着，露出里头的石膏隔墙。纸片黏在涂料线上，像是春联撕剩下的一角，露出“生活”两个字的上半截。没人去补全下文，巷子里的人也说不清楚那字原本写的是什么。我只在它边上的水泥柱头处蹲了一会儿，看一把扫帚斜倚在门边——不知是哪户撤走时留下的。它毛了头，倒像是还在等第二天早晨，有人照旧把它拿起来，扫一遍门口的碎砖和落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