郫县站街小姐在那里｜一张旧车票引出的问路记
抽屉底翻出一张2017年的红色小票，郫县客运中心到安德镇的班车票，票价四块五。票面折痕深得像刀刻，日期那栏被水渍洇成淡粉色。那天下着毛毛雨，我攥着这张票，在郫筒镇的老街上来回走了三趟。
不是为了别的，是我店里的小妹阿玲让我帮她找个人。她说她表嫂从老家来，在郫县站街那边等活儿干，但电话打不通，只记得大概位置。阿玲把“站街小姐”四个字说得又轻又快，手里还择着空心菜，叶子掐得稀碎。
那年郫县还没改区，老城区还留着九十年代的味道。出客运站往西走，过了天桥就是南大街。沿街铺面挂着塑料门帘，卖手机壳的和卖卤菜的各占半间，喇叭里循环放《成都》。再拐两个弯，巷子口有棵歪脖子梧桐树，树底下常年蹲着几个打纸牌的老头。
我问路边修鞋的师傅，南街有没有见过站街的姑娘。师傅头也没抬，拿锥子点点巷子深处：“那边旅馆多，你自己去问。”他说这话时，铁锤敲在鞋掌上，铛的一声，雨点跟着落下来。
我撑着伞往里走。巷子两侧是三层老楼，阳台上晾着褪色的被单，水滴答滴答落在雨棚上。第一家旅馆招牌写着“平安旅社”，门厅摆着老式木柜台，墙上挂着钟，时针停在两点四十。老板娘五十来岁，烫着小卷，正拿手机看连续剧。我说找一位穿红毛衣的短发女人，她眼皮都没抬：“今儿没来过这么个人，下雨天谁站街。”
这句话倒是实话。雨越下越大，巷子里几乎没人。几个骑电瓶车的外卖员冲过去，溅起泥点子。又走几十米，第二家叫“悦来客栈”，门口贴满办证小广告，玻璃门上糊着旧报纸。老板是个秃顶男人，正趴柜台上打盹。我敲敲柜台，他抬头，眼神迷糊：“找谁？”
我把阿玲表嫂的特征再描述一遍。他想了想，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破本子，翻开全是手写的住客记录，圆珠笔迹潦草得认不清。“上个月有个穿红毛衣的，住了三天，后来就没来了。她说去附近餐馆找活干，你说的是她吧？”
我说我不确定，但郫县站街小姐在哪里，总得有个准信。秃顶男人摊手：“妹妹，这种事儿哪有准信。她们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你打座机号码也未必有人接。”他指了指墙上贴的公用电话牌子，上面的号码倒还是墨蓝色的，只是话机早就拆了。
雨小了，我站在巷口给阿玲打了三个电话，她都没接。后来才收到短信说，表嫂刚用别人的手机回过话，人已经去温江一家火锅店帮忙了，让别找了。我捏着那张车票往回走，在客运站门口买了杯三块钱的豆浆，烫嘴，甜得发腻。
旧旅馆里的登记本
那张登记本后来我每次路过都要多看两眼。2017年秋天，我再进平安旅社时，柜台换成了年轻的姑娘，墙上挂钟换了电池，指针终于走动了。我开玩笑问她记不记得以前那本本子，她翻了翻抽屉，翻出几页散落的纸片，多半是水电费单子，上面压着半包没抽完的娇子烟。
旅馆二楼的窗户开了半扇，晾衣绳上挂着粉蓝毛巾，风一吹就拍打玻璃。我想起上次那把坏伞，就坐在门厅等雨停，顺手帮老板娘剥了几颗蒜。
那天我们聊了好一会儿，她说干这行十几年，见过的人比南街行道树的叶子还多，但谁也不真正留下来。她管叫“站街的”都叫“跑街的姊妹”，说她们多半包个蛇皮袋就来了，住几天嫌台面费贵又搬走。她说得平静，手里的蒜皮堆成小山。
留下的旧物
前两天整理铺子货架，又翻出那张车票的存根。票面已经发白，字迹靠得很近才能看清是“郫县-安德”。我顺手夹进货账本里，没扔。
阿玲早就回了老家，微信偶尔点赞。表嫂在温江火锅店干了三个月就去昆明学做糕点，听说去年开了一家小面包房。我有时候路过悦来客栈那栋楼，一楼改成奶茶店，二楼是美容美发，三楼阳台租给一家川菜馆当库房，放了几个泡菜坛子。
南大街的路面重新铺过，歪脖子梧桐被移走了。新栽的桂花树还没长齐，叶子稀疏，树干上钉着蓝色路牌。修鞋师傅早不在了，原来的位置开了家烤鸭店，玻璃橱窗里挂着一排油亮的鸭子。
昨天下小雨，我收完摊撑伞往回走，看见巷子尽头路灯下站着个穿灰外套的女人，手里拎塑料袋，在等绿灯。风吹起她的衣角，又落下。我多看了一眼，塑料袋里装的大概是两个面包，纸袋上印着一小块模糊的彩色logo，看形状像是朵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