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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州火车站后面的胡同|墙皮剥落处藏着半块民国砖

铁轨震动的余波从站台那头传来,我侧身挤过出站口右侧的铁栅栏,脚下踩碎一片干透的槐树叶。涿州火车站后面的胡同,入口窄得只容一人通过,两侧砖墙夹出一线天,墙根湿气重处生着墨绿的苔,苔上嵌了半块青砖,砖面宽于寻常清代城砖,边角磨圆,露着“民十三”三个石刻小字。这时候是下午四点半,太阳偏西,胡同里半明半暗,空气里有股煤渣混着湿土的味。

这条胡同没有正式名字,街坊们叫它“站后头”。早年间铁路职工分房,沿铁道线盖了排排红砖平房,房子背对车站,后墙开小门,门对门就挤出这么条道。我数过,从南口到北口一共七十一步,中间两处拐弯,一处是棵歪脖子榆树挡出来的,另一处是水管爆裂后水泥补丁鼓包造成的。墙上钉着铁皮车牌,白漆脱落,依稀认出“车站后街”四字,下面用红漆写了“此巷不通客车”,落款看不清了。

“姑娘,你找谁?”第三户院门口,一个穿蓝布褂的老太太正择韭菜,见我停步,问了一嘴。

我说随便走走。她点头,往后努努嘴:“走吧,里头干净,就是别踢着那几只下蛋的母鸡。”院里当真跑出两只芦花鸡,追着一片菜叶往深处钻。我顺着砖缝往里走,左手边隔几米就有一扇铁门,有的门敞着,露出院里晾的旧棉被、自行车、泡沫箱里栽的小葱。一个中年男人蹲在自家门口用砂纸打磨一根鱼竿,竿梢漆皮掉成花斑——他说赶明儿去拒马河试试新调漂。

墙上的“旅馆”与修车的父亲

走完第一处拐弯,眼前豁出去一片空场。空场原先大概是站前货场的卸货台,如今水泥开裂,长出几丛灰灰菜。靠墙一排七间简易房,门楣上订着三合板,黑毛笔字歪歪扭扭写着“住宿”“停车”“修车”。我问其中一家门口的小伙子,这儿住宿一晚多少钱。他坐在马扎上补自行车内胎,头也不抬:“三十,电褥子另外加五块,电视收不着台。”

墙角堆着拆下来的旧铁轨枕木,两根抵着一面土墙。墙皮大片剥落,露出里面掺了麦糠的草泥,再往里扒拉几下,竟嵌着几块灰陶片。小伙子见我摸着陶片不走,笑道:“谁家不是老墙。涿州火车站后面的胡同,说到底都是压在这老土上起的房。”他父亲从屋里端出搪瓷缸喝水,缸子印着“铁路机务段先进生产者”,烫金字磨得只剩边框。

老爷子耳朵沉,说话声音大,在屋里床上叠棉被。他说他小时候这墙根底下是个烧饼铺,白面饼子配铁道边野茴香叶子烙,香飘半条胡同。“后来铺子拆了,改成货栈兼堆煤。这会儿,你这小伙子占的地界,原来摆着三排货架子,柳条筐盘到顶。”儿子笑着纠正,“那是八十年代的事儿了。”老父亲摆手,坚持说最早是卖水的,从自打井里打上来,一分钱一碗,火车乘客从窗子里伸出手给钱,小孩举着水碗沿车追。

父亲放下缸子去里屋搬出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车座缝补过,铃铛换过,但车架漆面露出的“二八”字样还清楚。他说这是他上班骑了二十年的车,每天推送工人到货场门口。车座下弹簧早压平了,但骑起来还能听见“咯吱咯吱”的响,像胡同里的老房梁哼歌。

老墙根下的植物与饮食

从空场折向东,第七户门前有个砖砌的台子,上面放着一排搪瓷盆。盆里泡着黄豆、绿豆、赤小豆,旁边种了半人高的蜀葵和南瓜藤。六十多岁的女人蹲着往盆里倒水,流水溅到青砖沿上,泛着白光。她招呼我尝尝泡好的豆芽:“自己发的,三块钱一斤,比菜市场便宜两毛。”我买了一小袋,手心里攥着,隔着袋子能摸到豆瓣涨开的弧度。

她身后墙根立着块半掩的磨盘,磨眼堵着碎砖。她说祖上在涿州城里开过豆腐坊,石磨是清末老物件,搬到这儿后就当凳子坐。“前几年有人来收,出两百块钱,没卖。这磨盘下头还压着一块界石,老秀才写的‘周界’两字。”她指了指附近地面,铺砖缝隙里果真有块直角青石,露出半边“界”字。

继续往里走,胡同北口快到时,墙边一棵构树垂下一蓬浓绿的枝叶。树下停了辆三轮车,车斗里码着纸板箱,箱体印着“涿州酱菜厂”字样。骑车的老汉刚从别处收了旧纸箱回来,见我盯着箱子,笑了笑:“厂子没了,这箱子十年前留下的。那时节酱菜厂还在街面上,腌的萝卜干咸得扎实,咬一口能过一夜的水。”他拍了拍箱子,掉落几粒发干的芝麻,像是当年打包时漏在缝里的。

傍晚六点,最后一列慢车进站,汽笛响过,铁轨震感穿过土墙传到胡同里。墙根下的蚂蚁洞边,几只蚂蚁拖着半粒米往缝里赶。闭了灯的小窗后传出一声咳嗽,是刚才那卖豆芽的女人在估晚饭的火候。我攥着豆芽往回走,走到第一个拐弯处,又听见那屋外鱼竿的砂纸声——磨完竿梢,开始擦导环了,一下一下,沙哑而均匀。

出胡同口时回头看,路灯还没亮,尽头那截土墙贴着一角残破的“涿州旅社”纸招牌,纸角被风卷起又落下。空地边沿,老头单手捏着一根粉笔头,在墙根新补的水泥面上划了个圈,圈里写了个“井”字,大概想着哪儿还能打出一眼甜水。我转过身,那两扇铁栅门不知何时关了一扇,露着半道能过的缝,透过缝看进去,刚那磨盘藏进了更深的影子里。鸡蛋大小的南瓜花歪在藤上,还没有结瓜的意思,但藤尖已经开始往砖缝里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