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骚逼｜鼓楼东大街修鞋摊上的旧号码
下午三点，我蹲在鼓楼东大街375号院门口，手里捏着一张从旧书里掉出来的纸片。纸片发黄，边缘卷曲，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一串数字，后面跟着两个字：骚逼。数字是99，我数了两遍。旁边还有一行小字：鞋掌换好，三元，取件时付。
这纸片是从一本一九八三年的《北京文艺》里掉出来的，我在潘家园旧书摊上花五块钱买的。书里夹着一张取货凭证，多半是当年谁把书页当书签，顺手塞进了修鞋摊的凭证里。九十九号，骚逼。这两个字用蓝色圆珠笔写得潦草，像是赶时间的人留下的。
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朝院子深处走。375号院是个大杂院，住着七八户人家。第一户窗台下摞着蜂窝煤，第二户门口晾着萝卜干，第三户挂着一面褪色的国旗。院中间有棵老槐树，枝桠伸到二楼的窗户边，树皮上刻着“刘洋98”，还有一道刀疤似的旧伤。
鞋摊徐师傅
东墙根下摆着一个修鞋摊，铁皮小棚子，门上挂着一块木板，用粉笔写着“徐记修鞋”。摊主是个六十来岁的男人，戴着老花镜，正在给一只解放鞋上胶。我走过去，把纸片递给他。
“您看看这个，是您这儿开的凭证吗？”
徐师傅接过纸片，眯着眼看了一阵，又翻过来看了看背面。他放下鞋，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又戴上，再把纸片举到亮处。
“这个号头，是我手写的。那个'骚逼'嘛……”他停顿了一下，嘴角抽了抽，像是想起什么好笑的事，“九九，那是编号。我记性不好，怕弄混，每个活计都编个号。”
他起身，打开了铁皮棚子角落的一个木头箱子。箱子里全是旧凭证，用皮筋捆成一把一把的。他翻了半天，抽出一根皮筋扎着的，解开，纸条上写着“47骚逼”“118骚逼”“82骚逼”。
我问他：“'骚逼'是您给编号起的名字？”
“哪能呢。”徐师傅把凭证放回箱子，“那时候胡同里有个小流氓，成天在街上晃，管谁都叫'骚逼'。我这儿取件的人多了，他就蹲在门口，来一个喊一声'骚逼你来啦'。后来我索性就给编号也写上这两个字，图个乐子。”
我问他九十九号是谁的鞋。
他想了想，从口袋里摸出半包都宝烟，点上，吸了一口。
“九十九号……那是隔壁油盐店老周家的女儿，周小芸。她那双红布鞋，趟过水，鞋底开了胶，拿过来换。我当时给她编的九十九号，还挺吉利。她来取鞋那天，正好下大雨，鞋被雨淋了，我又重新给她烘了烘，没收钱。”
旧账本里的规矩
徐师傅从摊板底下抽出一本硬壳笔记本，牛皮纸封面，边角磨得发白。他翻开，里面全是数字和日期，用铅笔写的。我凑过去看，九十七号、九十八号、九十九号、一百号，排得规规矩矩，每行后面都有一小段备注，字迹很小。
九十九号的备注是这样写的：红布鞋一双，祝底脱落，烫胶加固，翌日可取，未收加急钱。
他把本子合上，又抽出一根烟点上。烟灰弹在一个铁皮盒子里，盒底积了一层灰白的灰。
“九九这个号，后来有人来问过。去年冬天，一个穿呢子大衣的女的，走进院来，拿着一张纸片，跟我问起九十九号。我说鞋早取走了，凭证我还留着。她站了片刻，没说话，又把纸片收回去，走了。”
我又看了看院子里那棵槐树，树皮上的“刘洋98”还在，“九十九号”对应的树皮位置，干干净净的，像有人刻意擦过，但树皮上还是留着一点不规则的磨痕。
黄昏时的对话
快五点的时候，一个男孩子背着书包跑进院子，喊了一声“爷爷”。徐师傅抬起头，应了一声，从兜里掏出一块钱，让他去街口买张烙饼。
孩子跑走了。徐师傅重新收拾起鞋摊上的工具，然后把那本牛皮纸笔记本放进箱子里，上了把小锁。
我准备走时，他又叫住我：“那张纸片，你要是不要了，就给我留着。每张凭证上都有个号，得对得上数才对。”
我仔细折好那张纸片，还给他。他拿过去，看了看“99骚逼”那两个字，又把纸片卡进笔记本的封套里。
我走出院子时，风里带着点墙那边修车的汽油味。巷口灯刚亮，橘黄色的光压在地上。身后的铁皮棚子半掩着，门板上的粉笔字磨掉了最后一撇，像是风刮走的，又像是谁用手擦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