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县的妹子去哪里了｜春节祠堂空了大半，麻将桌凑不齐人
腊月廿八，我蹲在梅林大桥桥头的修车摊边上，老李头拧着扳手问我：“今年还摆几桌？”我掰着指头数了数，族谱上二十三个在册的女娃，回来的只有五个。赣县的妹子去哪里了？这个问题不是今年才冒出来的。前年清明，沙地镇圩上卖艾米果的王婶就说，她闺女在东莞虎门的电子厂流水线上站了八年，去年总算升了拉长，今年春节值班，三倍工资，不回了。
最早走的那批，是九十年代中后期。那时候县城十字街口那家“赣南宾馆”还在，门口贴着招工启事，佛山、深圳、惠州，白纸黑字写着“包吃包住，月薪八百”。我表姐就是那一年走的，走之前她在县农机厂当临时工，一个月挣一百六。她妈，我姑，在钨矿食堂蒸饭，凌晨三点起来烧煤炉，蒸三百个铝饭盒。我表姐当时说了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哪怕在那边扫大街，我也要看看红绿灯怎么闪的。”
工厂流水线上的女孩子
九十年代末到两千年初，是走得最凶的几年。田村镇那种偏的地方，一个自然村一走就是七八个。她们过完正月十五，背着蛇皮袋挤上K85次列车，到广州站以后再转中巴去各个镇。那时候村里装电话的人家少，打电话要去代销店，老板娘扯着嗓子喊：“三妹，你姐来电话了！”
我认识的赣县妹子，绝大多数进了电子厂、玩具厂、制衣厂。
- 在惠州陈江做收录机磁头的，一天得焊三千个焊点，眼睛花了就滴眼药水。
- 在东莞厚街做鞋面的，手指头被针扎穿了好几次，戴着顶针继续踩马达。
- 在深圳龙华做充电器外壳的，车间里一股香蕉水味道，口罩戴不住，憋得慌。
她们寄回来的钱，一半汇到家里盖房，一半自己存着。白鹭古村那些新起的红砖小楼，十栋里有七栋是这些女孩子一针一线、一模一具攒出来的。有个叫春秀的妹子，在虎门干了五年，回来把老屋拆了重盖，她爹不让拆祖宗留下的厅堂，她在堂屋里站了一夜，第二天还是拆了。她跟我说：“我不是不敬祖宗，我是想让祖宗看看，我挣的钱能把天井换成水泥的。”
县城里渐渐消失的喧闹
2010年前后，县里工业园建起来了，有几家做线路板和做家具的厂。一开始有妹子回来进厂，干了半年又走了，为什么？流水线一坐十二个钟头，还是重复一个动作，跟在外头没区别。县里工资开两千二，惠州那边手熟的老员工能拿到四千五，傻子都知道怎么选。
再往后，出去的妹子就不光是进厂了。有的学美容美发，在深圳开了小店；有的考了幼师资格证，在东莞的民办幼儿园带孩子；还有的，嫁在了外地。
前年冬天，我在梅林老街碰见阿秀——她妈以前在菜市场卖咸鱼的。她带着自家小孩回来看病，孩子发烧，在县医院急诊吊水。我问她回不回来定居，她笑了，说：“回来能干嘛？县里招的会计，试用期两千八，我在宝安那边做电商客服，一个月六千。”她抬头看了看吊瓶，“我妈说让我把孩子留给她带，我舍不得。”
现在你再去看南塘镇那边的村子，白天剩下的多是六十岁往上的老人和学龄前的儿童。年三十傍晚，祠堂里点烛火，全是老头老太太在那里摆碗筷。去年我数了一下，下排屋那个祠堂，三十张凳子，摆满了，坐着的只有九个人。隔壁那个在外头做物流的妹子，快四十岁了，去年在赣州买了房，把她爹妈接过去了，村里户口本上只剩她自己那一页还挂着。
留守在本地的那一小部分人
当然也有没走的。比如在吉埠开农资店的刘小燕，她老公在矿上跑运输，她守着店面，顺便帮村里的老人代收快递。她说她不走，是因为她妈瘫痪在床，走不开。还有一个在县城做月嫂的，姓谢，四十出头，从深圳回来的，她说在外头给别人带娃带到颈肩劳损，不如回赣县带娃，价钱差不了多少，但能每晚回家睡自己床。
但这部分人，只占极少数。多数年轻妹子，一旦出去了，回来待超过一个礼拜就会浑身不自在。她们说县里的夜生活太静了，九点以后街上连炸串的摊子都收了，外卖只有两家在送，而且夜里十点就歇了。她们习惯了城市那种凌晨一点还能点上一碗砂锅粥的日子。
今年开春，茅店镇做席面的师傅接了一单活儿，给一个嫁到福建南安回来的妹子办回门宴。那妹子二十八岁，在那边做瓷砖批发，混得不错，给她妈在县城买了一套电梯房。酒席散场的时候，我问她以后还回不回来长住，她正蹲在门口帮她妈剪脚指甲。她说：“赣县是娘家，福建是家。我每年清明和春节，都回娘家过。”剪完左脚的拇指甲，她抬头看我一眼，“你老问我这些做什么？要不你也去福建试试？那边招工，包吃住，底薪四千五。”
我没接话。我把她剪下的那片脚指甲捡起来，放在手心里看了半天。薄薄的，半透明的，带着一点残余的粉色指甲油。我把它弹进了门口的落水管里，它顺着水流，不知道流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