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城中村在哪｜从一张1987年的公交票根找起
我手里的这张车票，纸质发黄，边角卷起，印着“莆田—涵江”和“贰角”的字样。背面有人用圆珠笔写了几个字：“下磨村口下”。问村里老人，他们说下磨早就并进了市区，如今叫龙德井片区，但城中村这几个字，得往更窄的巷子里钻。
你要问莆田市城中村在哪，我多半先领你去城东的镇海街道。从旧公交站往东走，过了护城河，拐进一条叫“后塘”的岔路，水泥路突然变成石板，房子也从六层楼缩成两三层的老厝。路边晾着咸带鱼，铁皮棚里传出斧头剁骨头的声音——那是卖新鲜猪肉的摊子，案板底下还压着几捆带泥的葱。
这片地方，我管它叫“图纸上的空白”。片区改造的规划图贴了三年，围挡拆了又立，立在原处的还是那些瓦片屋顶。屋顶上长着长长的落地生根，肉质的叶子垂下来，遮住了半扇雕花木窗。窗口底下坐着一个阿婆，每天下午剥花生米，剥完一笸箩就端进屋去，也不卖，就自己熬粥用。
桥下的世界：顶墩村的晌午
沿着后塘的石板路再往南，过一座老石桥，桥墩上还留着“一九六八”的刻字。桥下的水面浮着绿萍，桥洞底下垫着几块石头，供人踩着过到对岸。对岸就是顶墩村。顶墩村不算大，但窝在里头，跟进了迷宫一样。
房子挨着房子，间距窄得只能侧身走。电线在头顶织成网，离最近的一根晾衣竹竿只有一掌宽。有一个租户在二楼窗台养了十几盆蒜苗，浇水的塑料壶就搁在空调外机上面，风一吹，水滴飘到楼下煎包铺的油锅里，滋啦一声。老板娘骂了一句，骂完照样把那锅煎包卖了，四个一袋，卖三块钱。
这地方住的人杂。有在文献路夜市卖铁板豆腐的四川夫妻，有四月份来，九月份回的江西漆匠，还有两三个骑着电动车进进出出的年轻人，听口音是本地人，说是做电商。他们租的房子一楼堆满了纸箱，箱子上印着“桂圆干”“枇杷膏”的字样。收货的货车每天下午两点准时停在巷口，喇叭按三短一长，屋里的人就探头出来回应。
我问顶墩村的老人，这村子的地名打哪儿来的。他们说，从前这里有一块顶天立地的大石头，后来修路炸掉了，但村名留下来。石头没了，人却越来越多，房子也越盖越密。
涵江那边的另一个光景：苍林村
手里的那张旧车票背面，除了“下磨村口下”，还有一行模糊的铅笔字，像是后来补写的：“找木雕樟木箱。”这让我想起涵江的苍林村。从市区坐21路车，过兴化湾大桥，到涵江旧货市场那一站下，往左拐就是苍林。
这里和城东的城中村不一样。城东的巷子是挤出来的，苍林的巷子是老木头搭出来的。两层高的骑楼，柱子是杉木的，楼层之间的隔板也是杉木的，走上去咯吱咯吱响。一楼铺面卖旧家具，漆着深棕色漆的樟木箱，箱盖上刻着喜鹊登梅。买箱子的人不多，但老板不着急，他坐在门槛上劈木柴，说这柴火是用来熏樟木箱的，防虫。
蒼林村的深处还有几口老井。井口是整块青石凿的，被井绳磨出了深深的凹槽。村里年纪最大的人，每天早晨来打一桶水，提回去烧开，泡一壶茶。他说这水比自来水甜，村里别的水井都干了，就这口还有水。
这片城中村比城东的更安静。上午十点，巷子里除了一个卖豆腐花的三轮车经过，几乎没有别的声音。三轮车上的喇叭用莆田话喊着“豆—花—甜—的”，尾音拖得很长，跟唱戏一样。那卖豆腐花的也是个外来户，说在莆田待了十一年，孩子就在附近的涵江实验小学念书。
傍晚六点之后，才算真正活过来
不管是城东的镇海、顶墩，还是涵江的苍林，这些城中村都有同一个作息。白天多数时间像睡着了，只有到了傍晚六点，才真正动弹起来。下班的人陆续回来，电动车鸣笛声、铁锅铲子碰铁锅的声音、还有房东收租时在楼下喊“三楼的，电费记得转”的声音，搅在一起。
在顶墩村口那个煎包铺门口，每天晚上都围着一圈人。不是买煎包的，是看铺子门口挂着的旧招牌。招牌是块铁皮，白漆底，红字，写着“阿英煎包”。老板说这块招牌是她公公那辈就在用的，少说也有四十年。她没想过换一个新的，因为老顾客认“阿英”这两个字，别的名字他们不看。
有一个傍晚，我坐在桥头的石墩上数人。数到第37个人从巷口进去的时候，天色彻底暗了。头顶的灯亮起来，是那种细长的白炽管，光白得发青，把人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扁，糊在湿漉漉的石板地上。卖豆腐花的那个三轮车又出来了，喇叭还是那句“豆—花—甜—的”，这回尾音更长了。
我低头又看了一眼那张车票。1987年，贰角钱，从莆田到涵江。背面那行字除了下车地点，还有一个只有手指甲盖大小的红章，章上的字已经认不清了，轮廓是个围住的圆圈，像一枚旧时光的硬币。
“那时候从城里到涵江，要坐一个钟头的车。现在坐21路，二十分钟就到了。”——说这话的人，是苍林村那家旧家具店的老板，他嘴里叼着没点燃的烟，手里还在摆弄一块沉香木。
他把那块木头举到鼻子前，闻了闻，又放下来，说：“这木头放的时间够久了，已经不香了。”我问他可惜不可惜，他说不可惜，木头有木头的命，能搁这么久，本身就是个好结果。他放下木头，又去劈他的柴了，斧头起落，声音在暗下来的巷子里回荡，跟旁边那口仍有水的老井，隔着十几步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