廊坊美女都去哪里了｜老巷子里翻出来的三个答案
我在廊坊老城的东安街一带转了十二年，收旧瓷片，记门墩花样，跟晒太阳的老太太打听民国年间绸缎庄的伙计穿什么鞋。问得多了，总有人反问我一句：“你老盯着这巷子看，廊坊美女都去哪里了？”这话把我问住了。炕席底下压着的老照片、煤炉边烤着的冻柿子、自行车后座绑着的铝饭盒，这些才是我的日常。可后来我慢慢发现，要找她们，不能往新开的商场里找，得往那些还没拆完的旧门脸里钻。
一、炊帚厂宿舍的缝纫机声
西后街25号，1958年建的炊帚厂宿舍，如今只剩两排平房。三单元靠北那间，窗户上糊着1987年的《廊坊日报》，门楣上钉着一块铁皮牌子：“便民缝纫组”。我在这看见的第一个“美女”是七十三岁的刘桂云。
她踩缝纫机的姿势像在蹬一条看不见的河。老太太腿脚不好，但脚踝弯下去的时候，皮带轮转得匀称。靠墙的木头柜子里垛着六十八卷的确良布头，按颜色深浅码的。她跟我说，九二年她在这儿给旁边二建公司的女工改工装。那年月，女工们下了班就挤在这屋里，拿粉笔在布上画线，有人顺手把花露水泼在熨斗台上，一股子槐花香。
“现在的女娃娃，哪还会在灯下锁扣眼？”她说着，咬断一根线头。
刘桂云不是本地人，她嫁到廊坊那年，东安市场还是一片菜洼。她的针线盒里有张1985年的火车票，廊坊到天津，硬座五毛钱。她说那时去劝业场扯花布，走一趟回来，够做两件衣裳。她手上那只顶针，铜的，磨得发亮，套在内侧。
要找廊坊美女，先蹲在这屋门口看。白天缝纫机嗒嗒响，到了傍晚，铝壶里烧开的水咕嘟起来，她解开盘扣，露出里面一件靛蓝的小褂——那褂子前襟绣了一串碎芝麻花，是她自己拿绣绷绷出来。她不是选美台上的那路“美女”，但她比我见过的任何时装模特都讲究。
二、八一大街的理发椅
八一大街往西走，过两个红绿灯，有家叫“新潮”的理发店，如今招牌换了三回，现在叫“一剪美”。但门口那张铸铁理发椅没换，漆是大红的，底座钉子松了，坐上去得垫张旧报纸。
老板吴振芳，女，五十五岁，蓬一头削得飞薄的短发，紫黑的发根带一圈刚长出的白茬。她剪头发的手法野，快，稳，推子贴着脖颈走，像割麦子。可就是这双手，当年在廊坊市美容美发大赛上拿过二等奖，奖状贴在柜子背面，被染发膏洇了几块色。
一九八九年，她来这儿开店，周围全是五金店和修自行车摊。她把门面刷成天蓝色，门口吊了一串铜铃铛，风吹过响成一片。那时候，廊坊的美女们确实都“消失”过一阵——那些国营厂的化验员、小学音乐老师、电影院，她们下班后就涌进这个满地碎头发的小屋。
- 棉纺厂的女工剪短头发，去头屑的，不为好看，因为脑子不能沾机油。
- 中学英语老师烫大波浪，每礼拜来收拾一次，脖子上挂着一把字母吊坠的钥匙。
- 粮站开票员，总坐在第三张椅上，翻着《大众电影》，让吴振芳把刘海打薄。
这些“廊坊美女”不穿高跟鞋，但她们知道，洗完头坐在那把椅子上，用一块烘得热乎乎的毛巾包住头发，再闻着电吹风里烤出来的那股塑料味，就能把白天所有不顺心的秤砣都放下来。
三、三角地菜市场的假发摊
要说廊坊最热闹的地界，以前是三角地，现在拆了，盖了个过街天桥。但桥墩子底下还守着一个假发摊，摊主姓郭，大家都叫他郭奶奶，眼睛黄得透亮，手里总缠着一绺断掉的头发。
她说她一九七五年在天津劝业场学过盘头，后来回到廊坊，没地方发挥，就在菜市场支了个摊。四十年，她手里过过的头发，比她吃过的面条都多。摊上挂着一排塑料模特脑袋，五官是涂上去的，但那些发网、发夹、假发辫，都真。她一辈子给无数女人盘过头，从女儿出嫁的圆髻，到媳妇回门的燕尾。
最特殊的是一个姓柳的大姐，九四年下岗后，每天下午准时来，让她给编一条蝎子辫。柳姐不说话，辫子编好，在脖子上绕一圈，亮晶晶的黑线绳扎住尾。四年，一千四百多天，没人知道她为什么执着于这条辫子。后来她在桥上摆了十年的水果摊。她人很瘦，戴一顶帆布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但郭奶奶认得她那截马尾。
| 时间 | 郭奶奶手艺 | 来编辫子的人 |
| 冬天 | 羊角辫加彩色头绳 | 棉帽子底下压着发梢的姑娘 |
| 夏天 | 包头发髻，用网兜套住 | 穿白纱衬衫，脖颈处一颗汗珠 |
郭奶奶从来不问她们为什么来。但她老说一句话，被风吹得歪歪扭扭地飘在塑料模特之间：“廊坊美女能去哪儿？不光是去大地方了，谁心里没一个自己藏着的模样。”她说完，又拿梳子往一个塑料头顶上比划了一下。
四、老煤厂墙上的粉笔字
老煤厂在东安市场的后身，院里堆着还没拉走的蜂窝煤球。后墙上，至今歪歪扭扭写着一行粉笔字：“星期二下午三点，老地方。”笔迹干了，但没全掉。这面墙正对着原来的工人浴池后门，那时候浴池铁门咣当一声，推开的热气能扑二尺远。
有人告诉我，这行字是九几年一个女人留下的。她每礼拜二来洗澡，洗完把湿攥的头发贴在耳朵边，路过这堵墙时，总要拿干手指头按一下“老地方”三个字。她没有模特的身段，但她的旧棉袄洗得发白，料子是灯芯绒的，袖口磨出一圈软绒。
其实她再也没和谁约在那儿见过面。她只是来看那三个字还在不在，像看一个老表走得准不准。
那墙根底下晾着一只黑色长筒雨靴，脚踏处已经裂了，靴口用铁丝绑过一圈。边上还有半块红砖，砖面上粘着一粒黑色的老式发夹，是那种掰开又弯回去、夹头发夹得很疼的大发夹。她把那一粒发夹留在砖上，大概是在这儿弯腰拾东西时，头发滑下来，她不耐烦，拔下来随手按在砖面上，结果忘了拿。我把它拿起来，对着傍晚的光线看了半天，发夹还在，上面的黑漆磨得斑斑驳驳，露出一层黄铜底子。
我想再找片同样的砖头把它盖上去，一转身，背后的巷道里走过来一个穿米色风衣的姑娘，她踩着半旧的帆布鞋，脚步放得很轻，像怕惊动屋檐上的两只麻雀。她没有看我，只是从砖块边走过，弯下腰，把那根旧发夹拾起来，吹了吹上面的灰土，然后别在自己后脑勺的乱发上，走进了巷子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