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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堰附近哪里有站大街的｜一张旧公交票引出的午后

我手里捏着这张1998年的公交票，五毛钱，粉色纸，印着“六堰—五堰”的字样。票面折痕处快断了，像一道干涸的河床。这票是从我妈一件旧呢子大衣口袋里翻出来的，她早忘了还有这么个口袋。可我盯着“六堰”两个字，就想起那年夏天，我蹲在邮电街口的路牙子上，数着过往的自行车，等着一个欠我三块钱的人。那时候，六堰附近哪里有站大街的？问谁谁都知道——说的不是站马路牙子，说的是站在街边等活儿的人。

等活儿的人，不叫站大街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六堰那片是十堰最热闹的地界儿。人民商场还没拆，门前的台阶上永远坐着歇脚的人。六堰转盘周围，每天清晨五点半就有人影晃。拿瓦刀的蹲在花坛边，拎灰桶的靠在电线杆子上，还有几个戴草帽的，手里攥着写“刮腻子”的硬纸板。他们不拦人，不吆喝，就站着，或者蹲着，眼珠子扫着每个提着工具包的路人。要是有人停步问一句“有木工没”，呼啦一下子围上来七八个，七嘴八舌报自己的价。

我那天就是去站街的。站大街，这三个字在六堰附近是个含糊的行话。我妈说，你舅在菜市场旁边给人家焊防盗网，你去站那儿，准有人找你扛沙子。我去了，站了俩钟头，太阳把柏油路晒得发软，胶鞋底子陷进去又弹回来。也没人找我，倒是看见对面银行台阶上一个老头，抱着个搪瓷缸子，里面泡着浓茶，缸子口黑了一圈茶垢。他从早上站到中午，就为了等同一个工头——那人欠他四天工钱，一百六十块。

站大街的规矩，写在旧纸壳上

那时候站大街也有站大街的规矩。我学来的这些，多是从一张捡来的纸壳上读到的——某人用烟盒拆开写了几个字：

“木工日结40，抡锤加5块；半天干不满，给15块饭钱，不干拉倒。”

纸壳上就这三行，字迹用圆珠笔描了三遍。那纸壳后来被风刮到下水道里，我记到现在。六堰附近站大街的人，分几拨，各有各的地盘，听我说来你就有数了：

• 人民医院对面：专站担架工和陪护男工，穿白球鞋的居多，医院后门一响，他们就成了影子。
• 六堰广场花坛东侧：刮腻子、刷乳胶漆的，随身带个小桶，桶里泡着两把腻子刀，跟人谈价钱时把刀拿出来，往墙皮上划一道看深浅。
• 东风公司老厂区门口：下班的点站那里，等的是临时搬运。一个人能扛四袋水泥走三层楼，脸涨成正红色，后槽牙咬得咯咯响。

你要问六堰附近哪里有站大街的，那时候没人觉得是怪话。那就是生活的原样。街道办的人在转盘边儿树了一块蓝色牌子，上面印着“规范劳务点，请勿随地聚集”。牌子底下的人照样蹲，照样站，照样把烟屁股弹到马路牙子缝里。

那天最后一个站街的人

我站到下午两点，没等到活儿，倒是等来一场雨。那雨来得急，豆大的雨点先砸在阳光里，紧接着天就黄了。所有站大街的人都往商场雨搭底下躲，挤得满满的。有个穿军绿色旧罩衣的男人，五十来岁，脸晒成酱色，靠在我旁边，他没躲雨，把罩衣脱下来包住自己的工具——一把磨秃了的平口凿子。他跟我说了句：“这东西跟了我十四年，比我老婆跟我年头都长。”

我没搭话。他就那么光着上身站在雨里，后背上的骨头一根根撑着皮，像搓衣板的棱。雨小了，他往五堰方向走了，走一段路就回头看一眼转盘。后来雨停了，太阳又出来，地下的水汽往上扑，闷得人透不过气。我回家喝了三瓢凉水，我妈问我找着活儿没有。我说没有。她说那你明天再去站。我说行。

那张五毛的公交票，就是那天坐车回来买的。售票员也是个站惯了的，车一停她就从窗户探半个身子出去，扬着嗓子扯：“六堰六堰，走了走了，五毛钱了，莫往里头挤。”

现在再问六堰附近哪里有站大街的，年轻人大概会指商场旁边的奶茶店门口——那儿也站着人，等人，等网约车，等外卖派的单，等手机屏幕忽然闪一下消息。他们也不吆喝，也不抬头，和当年那些人影子重叠在同一块地砖上。但是早上五点四十，要是你绕到老菜场那边废品回收站的背风墙根下，可能还会看见一个老头蹲着，面前放着二十年前写过字的烟盒，不过那字早就磨没了，他蹲在那儿，是纯粹蹲惯了。

昨儿我又路过那个地方，看见那老头还在，只是穿了一件环卫工的橙马甲，正趁着空档啃一个冷馒头，吃完了又拿袖口擦了下地面，接着扫街。扫过路沿石的时候，看见一丝头发，他俯身捡起来，看也不看，扔进簸箕里，那动作顺当得像已经练过好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