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港站街｜老街坊唠嗑唠出来的安全经
“老郑，你今儿又去泉港站街那边转悠了？”我在巷口凉茶摊刚坐下，卖菜的阿芬就冲我喊。
“嗨，什么站街不站街的，我就是去车站后头那条老街看看排水沟。昨儿雨大，我怕王奶奶家墙角又积水。”
阿芬把一捆空心菜扔进筐里，笑着说：“您这热心肠，比泉港站街那个修鞋摊的胶水还黏人。”
“别提修鞋摊了！老刘头前天收摊，把人家姑娘的高跟鞋跟儿修成了斜坡，姑娘踩着直打趔趄。我寻思着得去说道说道。”
泉港站街这条路，说长不长，从旧车站门口到粮站后门，也就四百来步。可这四百步里塞满了东西：补胎的、改裤脚的、卖锅边糊的、还有那个永远在听收音机里评书的剃头匠。
我在这条街走了快三十年。一九八几年那会儿，路面还是碎石子，一到夏天，柏油被晒得鼓包，自行车轮子碾过去，黏得吱哇响。现在倒是铺了水泥，可街边的电线杆还是老样子，上面贴满了通下水道和开锁的小广告。
今天的站街，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
有人一听“泉港站街”，眼神就怪。我懂，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段子害人。可我们这儿的老街坊都明白，站街就是站街——车站门口的街，赶车的人站那儿等车，摆摊的人站那儿吆喝，就这么简单。
今天早上七点一刻，我端着搪瓷杯站在街口的卤味店门口，正好碰见刚下夜班的保安小陈。这小子黑眼圈快耷拉到腮帮子了，嘴里叼着根油条，含含糊糊地问我：“郑大爷，您说这站街也忒堵了，电动车都拐不过弯来，啥时候能管管？”
“堵？你瞅瞅那边。”我用下巴指了指公交站牌底下，三个卖早点的三轮车挤成一团，一个卖茶叶蛋的、一个卖饭团的、还有一个卖豆浆的，锅盖一掀，热气全糊在站牌玻璃上，{“}线路图{”}仨字都看不清。
“管？谁管？去年社区说画线，画了条黄线让摆摊的退后半米，结果退是退了，又加了俩卖橘子的。你退一步，他进一步，跟跳广场舞抢地盘一个样。”
小陈把油条咽下去，忽然压低了声：“郑大爷，我听说您年轻时候也在站街这儿混过？”
我当场就把杯子墩在窗台上：“混啥混！我年轻时候是在站街旁边那个国营饭店拉面条。那时候泉港站街的候车室还是木头长条椅，一到春运，椅子上躺满了人，我半夜起来撒尿，还得跨过好几十条腿。”
小陈乐了：“那您可算泉港站街的活化石了。”
守这条街，靠的是笨办法
去年入冬那会儿，站街中段的路灯坏了俩。没人报修，因为年轻人都搬去新区了，剩下的都是我们这些老骨头。我那天晚上打着手电筒，挨个儿数了数，站街两边一共住着十一位独居老人。
“得管。”我跟居委会的小周说。
“大爷，这得走程序，报单、排队、等维修队排期……”小周抱着本子，一脸为难。
“排啥期？我认识供电所的老李。”我第二天拎着两瓶老酒就去了供电所。
你猜怎么着？老李还真来了。换了灯泡不说，还顺手把街角那个掉了一半的配电箱门修好了。
后来我琢磨出一条理：泉港站街的好，不是靠谁喊喇叭喊出来的，是靠一个个笨办法磨出来的。
哪家有病人，我记在本子上；哪家的门锁锈了，我兜里常备着机油；哪家的猫跑丢了，我帮着在站街的每根电线杆底下找。有人笑我，说郑大爷您这是拿街道当自家院子扫。
我回他：“院子里有棵枣树，到了秋天打枣吃。站街里有几十个活人，哪个不比枣金贵？”
护这条街，也得会新招
可光靠笨办法也不行。
上个月，站街口那个卖烤红薯的老赵差点让骗子唬住。一个穿白衬衫的小年轻，拿着个iPhone说扫码抽奖，中了个“免费体检卡”。老赵差点跟着走，幸被我撞见，一把拽住他手腕。
“你瞅他那鞋，锃亮锃亮的，皮鞋底一点泥都没有，是来站街的样吗？”我把老赵拽到卖菜摊后头，呲他一顿。
后来这事我没瞒着，逢人就说。刘婶听完直拍大腿：“老郑，你该开个课，防骗课，在大槐树底下上。”旁的几个嗑瓜子的也跟着起哄。
我想了想，还真成。就在老槐树底下，搬个马扎，青石板上搁个饭盒装粉笔头，就开始白话。大家拆开一盒烟递过来，我挡回去；晌午的日头晒着，有人支了把旧伞。
讲来讲去都是街上的事：新来的外卖骑手找不着门，我就教他认站街两头的门牌号奇偶；补鞋摊的老刘耳背，取件的常常喊不应，我就出个主意让他用小学生写作业的那种硬纸板，起个大字，把“已修好”朝外摆在矮凳上。
这办法顶用，比弄什么微信群强——站街这儿，纸条永远比手机像素管用。
昨天黄昏，我又去站街口溜达。天上飘着毛毛雨，王奶奶搬出她家那把伞骨子断了两根的花伞，晾在墙根檐下。我问她咋了，她也不答话，只是又从屋里端出一盆半死不活的吊兰，搁在伞边上。
“让它們也沾沾雨气，濯一濯。”她说完就关门了。
我站在她家门口，看着那歪歪扭扭的伞架，又看看吊兰垂下来的发黄的叶子。这时，对面卤味店的老板，忽然“啪”地一声把挂在檐下的灯笼拧亮了，昏暗的泉港站街一角，一下有了一小圈暖乎乎的橘黄。街尾剃头匠的收音机，正播到评书里的一句话，顺风飘进我耳朵里——“某家在此，倒要看一看这世道的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