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近有没有操逼的｜小店门口天天有人问这话
老张掀帘子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柜台后面数一毛钱的钢镚儿。他头上顶着个安全帽，灰扑扑的工装裤膝盖上磨出了白毛边，张口就是那句我听了一万遍的话：“老板娘，附近有没有操逼的？”
我头都没抬，拿圆珠笔往东边指了指。2003年那会儿，这条街还没装路灯，老张们下了夜班，手机屏幕亮着蓝光，一个个跟萤火虫似的摸过来。他问的是城中村边上那排铁皮房，红漆写的“按摩保健”四个字，霓虹灯管坏了两根，闪起来像得了白内障。房租我收的，每月三百八，不包水电。
后来城管来拆过三轮，铁皮房挪到了巷子更深处。但“附近有没有操逼的”这句话从来没断过，问话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从穿解放鞋的瓦工，到挎着公文包的业务员，再到骑电瓶车送外卖的小哥。我是个开小卖部的，兼着租几间隔断房，这话我听得多，可我从不多嘴。
这话里的门道
干我们这行的，耳朵比秤还准。问“操逼的”和问“玩玩的”是两路人。前者多半是外地口音，尾音拖得长，问完还要添一句“干不干净”；后者眼睛不看你，盯着货架上的避孕套盒子，声音压低半截。我柜台上摆着三样东西：打火机、清凉油、还有一板十二只装的安全套，九块五，散卖一块钱一只。
“嫂子，我不是那个意思。”有一回，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脖子上挂着工牌，脸涨得通红，“我就是想问问，附近有没有……那种正规的，能洗澡的地方。”
我给他倒了杯热水，指了指墙上的挂钟：“十点以后，街尾那家浴池开夜场，搓背十五，带修脚。”他“哦”了一声，买了包红梅，走了。我知道他根本没去浴池，拐进了对面巷子里的录像厅，三块钱一张票，通宵放港片。
物件比人记性好
我的柜台是九七年做的，樟木面，边角被烟头烫出了密密麻麻的黑疤。柜台底下压着十几张“招工启事”的废纸，背面全是别人随手记的电话号码——大多是错号，拨过去就是忙音。最底下那张纸，是2008年奥运会那年留下的，上面用圆珠笔反复描着一个“拆”字。
那年秋天，铁皮房全推平了，浇上水泥，改成了收费停车场。问话的人少了，但没绝迹。有一个蹲在门口啃馒头的搬运工，咬到一半问我：“大姐，这附近还有没有那啥的？”我指了指小卖部门口贴的告示：“上面写着呢，‘本店代缴水电费，代办暂住证’。”他咧嘴笑了笑，蹲着继续啃，馒头渣掉在裤裆上，他自己拍掉了。
后来智能手机普及了，人人都低下头。可还是有人走到柜台前，把音量憋得很低，用下巴朝窗外努了努：“老板娘，你知道那边……”我剪着指甲，等他说完。他憋半天，蹦出一句“有没有卖创可贴的”。我和他都知道，他问的不是创可贴。但我守规矩，他不明说，我绝不接茬。这是小店的规矩，也是我的分寸。
换了个问法罢了
如今这条街上，铁皮房变成了奶茶店，霓虹灯变成了LED屏。但白天站在门口抽烟的年轻男人，还是会低头划手机，然后抬头问我：“附近……”我递过去一张打印的小卡片：“治安亭往南走两百米，有家社区卫生服务站，24小时急诊，医生姓刘。”卡片是我自己打印的，用红色字体标了“免费量血压”。有个人拿过卡片，翻来覆去看了三遍，还给我，说了句“谢了姐”，转身走了。
他走路的姿势，跟2003年老张一模一样，肩膀一边高一边低，像是在躲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上个月下暴雨，门口积了水。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躲进来避雨，全身淋透了，站在货架前头，盯着那排袋装洗发水看了半晌。他转过头，嘴唇动了动，很像要问那六个字。我正等他说，他却从兜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十块钱：“买条毛巾，最便宜的那种。”我把毛巾递给他，他用毛巾擦头发，擦完了，把毛巾叠得方方正正，搁在柜台上。走的时候，他看了看我，什么也没问，合上门。
雨还没停。他把毛巾裹在头上，一路小跑，在拐角处踩进一个水坑，溅起的水花比路灯还高。
那之后我再没见过他。毛巾我洗了，挂在门后的钉子上，风吹干了就收进抽屉里，垫在最底下，压着那几张写满错号的旧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