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茶楼龙凤楼｜一壶茶坐一下午的踏实去处
三月里雨水多，我沿着中山路一直往东走，过了两个红绿灯，看见一块墨绿底子金漆字的招牌，上头写着“全国茶楼龙凤楼”。门脸不宽，两扇木门推起来吱呀响，门槛被磨得发亮，左边墙上钉着块小白板，用记号笔写着：今日绿茶新到，铁观音半价。我推开门的工夫，里头一阵热气裹着茶香扑过来，像掀开一锅焖了许久的饭。
老板娘姓周，五十来岁，系着条蓝布围裙，正在柜台后面数零钱。见我进来，头也不抬：“几位？”“就我一个。”“靠窗坐，水自己倒，茶叶在铁罐里。”她说完把零钱拢进铁盒，往围裙口袋里一揣，才抬起头来打量我一眼。这种招呼方式我熟，老店都这样，不殷勤，也不冷落。
靠窗那张方桌是杉木的，桌面上满是烫痕和茶渍，一道道叠着，擦不掉。我把包放在旁边凳子上，坐下来，看见桌上靠着墙竖着块塑料牌，写着“本店茶位费三元，续水免费”。铁罐里是茉莉花茶，掀开盖子一股子香，茶叶卷得紧，抓一小撮放进白瓷杯，提起桌上的竹壳热水瓶冲下去。
周老板娘忙完手里的事，搬了张圆凳坐到我对面，从围裙口袋里摸出一包红塔山，抽出一根点上。她说：“开了二十二年了，头五年不叫这名，叫‘迎春茶社’。后来旁边开了家新式的，起了个洋气名，我这老客不干了，非要我改个大气点的，我侄子翻黄历，翻出个龙凤呈祥，就定了‘全国茶楼龙凤楼’。”她吸了口烟，又补一句：“名字带‘全国’其实是吹牛，我这店最远来过大兴安岭的客人，那回是个跑长途货车的，进来问有没有红糖姜茶，我那会儿刚好熬了一锅。”
说话间进来一个穿黄色外卖服的小伙子，手里拎着两袋烧饼，往柜台上一放：“周姐，老位置，一壶普洱，两个烧饼，还有个要打包的。”周老板娘起身去泡茶，边走边说：“这小伙子是隔壁街做装修的，每天下午三点准时来，坐半小时，听我把店里的话本念一段再走。”她说的“话本”其实是她自己记的一本旧簿子，牛皮纸封面，里头密密麻麻记着各桌客人留的闲话，哪天谁家闺女相亲了，谁家老屋拆迁了，她都记。
店面不大，算上靠墙一排卡座，统共七张桌子。墙上挂着两张泛黄的奖状，是街道办发的“文明经营户”，还有一张手写的告示贴：本店不玩手机游戏，不刷短视频，说话请声量适中。周老板娘说这是前年定下的规矩，因为有个老头在店里开直播唱歌，隔壁桌上的客人嫌吵，两拨人差点动手。她拿抹布擦着桌上的茶渍，补了一句：开茶楼跟开旅店一个理，各色人等都见，但规矩得立住。
旁边一张桌坐着两个下象棋的老头，其中一个戴毛线帽的，从怀里掏出一只用不锈钢保温杯装的黄酒，兑进茶碗里，被另一个骂了两句。毛线帽老头也不恼，嘿嘿一笑，把保温杯又揣回去。周老板娘瞥了一眼，没说话。这种场面她见过太多，只要不闹事，她不拦。
我续了两次水，快到傍晚的时候，店里的客人陆陆续续走了，就剩我和她。她关了那套笨重的立式电扇，拿起长柄鸡毛掸子，掸柜台后面那排格子架上的瓷瓶和铁罐。架上有一罐很旧的铁观音，商标都褪色了，用橡皮筋绑着张标签纸，写着“1998年春”。我走过去看，她说这是当年进货剩的半斤，一直舍不得扔，每年拿出来闻一下，又放回去。我伸手摸了摸铁罐身，冰凉，带一点锈迹。
天色暗下来，她开了吊灯，照得木桌面上的烫痕更深。
我把茶杯放回托盘里，从窗边拿过三块钱茶位费放在桌上。她也没看，说：“路上慢点，明儿还有新到的白茶。”我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罐写着1998年的铁观音已经被她重新放回格子架最顶层，靠里面的位置，那只不锈钢保温杯还搁在下棋老头的桌角上，盖子没拧紧，杯口冒着一丝极细的白气。
门在我身后合上，木轴转了整整一圈，又发出吱呀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