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欧美男妓怎么上门服务的。｜走访旧城巷子听老周讲见闻
我退休以后，爱在胡同口那棵老槐树下摆个象棋摊。前日午后，棋友老周收了棋子，忽然提起他年轻时在阿姆斯特丹打工的事。看欧美男妓怎么上门服务的，那回真让我撞见了。我不抽烟，给他递了根黄瓜，他就着井水洗了洗，坐在马扎上慢慢说起来。
老周说那是1987年，他在鹿特丹一家中餐馆后厨洗碗。餐馆老板姓陈，广东台山人，租了栋三层老楼，底层开店，二楼住家，三楼隔成四个小间，租给几个单身汉。老周住在靠楼梯那间，隔壁是个意大利人，叫马可，三十出头，蓝眼睛，头发有点卷，白天总穿件褪色的皮夹克出门，晚上八九点才回来。
“头一回看见他带人上来，我还以为是亲戚。”老周咬了口黄瓜，脆生生的响。“那是个穿灰色大衣的荷兰老头，提着手提箱，皮鞋擦得亮。马可开门时冲我点点头，我也没多想。后来隔三差五就有不同的人来，有穿西装的，有穿工装的，还有两个女的。我就觉得怪。”
老周说，真正让他明白过来的，是有一次他夜里起床上厕所，听见隔壁有动静。他没细听，但第二天早晨在楼道里碰见马可，马可主动递了根烟，用蹩脚的英语说：“朋友，你看见什么了？”老周摇摇头，说没看见。马可笑了，露出两颗虎牙：“干我们这行，最怕被人盯上。”
老周后来才从陈老板嘴里知道，马可是“上门服务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按钟点收费。陈老板警告他：“别多管闲事，人家有执照的，警察都管不着。”
上门那套规矩，比送外卖还细
老周说，他真正“采访”马可，是那年圣诞节后。餐馆歇业三天，陈老板回台山探亲，老周一个人没事干，在厨房煮了锅粥。马可听见动静，端着个搪瓷缸子下来，要了碗粥，又从兜里掏出半瓶威士忌，两人就着灶台的火光聊到半夜。
“我问他不怕遇到坏人？”老周放下黄瓜，比划着说，“他说怕，所以规矩多。第一，客人打电话来，先报酒店地址和房间号，他得拿本子记下来，还要问前台确认有没有这个人。第二，到了酒店，不进房间先缴费，现金或者刷卡，不开票。第三，进门先看逃生路线，窗户能不能开，门锁好不好使，万一出事得跑。第四，时间一到，多一分钟都不待。”
老周说，马可给他看过一个文件夹，里面是各种表格，日期、地址、时间、收费金额，一清二楚。“他说这是给税务局看的，他交税，合法经营。”老周嗤笑一声：“我寻思这不是给自己留把柄吗？马可说，留了反而安全，要是警察查，一看是正经生意，就不管了。”
那回出事，他跑得比兔子还快
老周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马可半夜跑回来，脸色煞白，皮夹克撕了个口子。老周问怎么了，马可喘着粗气说，碰上个喝醉的客人，进门就动手，还拿烟灰缸砸他。他躲过去，抓起外套就跑了，连钱都没要。
“他跟我说，干这行，钱是其次，命要紧。碰到不讲理的，第一反应就是跑，别恋战。”老周说，从那以后，马可在枕头底下压了把改锥，窗户上挂了个铃铛，只要有人推门，铃铛就响。
老周问他：“你们这行，有没有什么暗号？”马可想了想，说：“有。客人要是说‘天气不错’，就是家里人不在，可以进门；要是说‘下雨了’，就是有情况，赶紧走。”
“我说这跟特务似的。”老周咧嘴笑了，“马可却一本正经：这行干久了，谁都得有点儿职业操守。”
后来他走了，也没留个地址
1989年春天，老周回国。临走前一天，马可送了他一块旧怀表，说是在跳蚤市场淘的，不值钱，留个念想。老周说，他问马可以后打算怎么办，马可看着窗外的运河，说了句：“攒够钱就回西西里，开个小饭馆。”
“也不知道他真开了没有。”老周把黄瓜蒂扔进垃圾桶，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土。槐树叶子哗啦啦响，象棋摊上来了两个年轻人，催着要摆棋。老周没再往下说，只把那块怀表从裤兜里掏出来看了看——表针早不走了，停在了十一点四十分。他也没修，就这么揣着。
我望着他走向棋摊的背影，忽然想起他刚才说的马可那个文件夹，里面那些工工整整的表格，就像我们居委会的登记册。也不知道那个意大利人，现在是在西西里的小饭馆里颠勺，还是换了座城市，把那些表格填得更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