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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城中村出租200元｜十平米屋檐下讨生活

电动车把上挂着半袋馒头，后视镜里，庙李村的巷子越来越窄。我拧着车把挤过去，墙皮上“租房”两个粉笔字被雨水洇成两团云。2010年的郑州城中村，二百块一个月能租到什么样的屋？我掀开那扇掉了合页的木门，十平米的屋，地面是扫不干净的水泥灰，墙角立着一台没插电的冰柜。房东大姐五十来岁，穿着件藏蓝围裙，钥匙在手指上打着转：“嫌贵？从这巷子走到陈寨，一百八的都有，屋顶能看见星星。”

我没吭声。庙李村的房租从二百到三百五，分水岭就隔在一楼和四楼之间——一楼潮，被褥贴在墙上三天就长黑斑；四楼干，但夏天掀开油毡纸热浪能把人拱个跟头。二百块这个档位，多数是两层小楼的后罩房，窗户开向别人家的山墙，白天也点着十五瓦的白炽灯。可这价钱它管什么呢？管一张床、一个简易布衣柜、墙角两根竹竿搭成的晾衣处。我在本子上算了笔账：日结工一天六十，租房吃去三天的工钱，剩的钱买成米和煤球，能撑到月底。

当时的郑州北环有三个城中村连着片：姜寨、庙李、陈寨。傍晚六点，卷帘门哗啦哗啦往上推，卖烩面的、贴手机膜的、收二手家电的，吆喝声和油烟掺在一块儿。我小店里卖的是劳保手套和胶鞋，两百块的房租，摆得下一张玻璃柜台和两排货架。有个农民工常来买黄胶鞋，断码的十块钱一双，他每次都蹲在门口先抽完一根烟再卷起裤脚试穿，边穿边说：“兄弟，你这鞋底子软，工地上石子硌不透。”

那间二百块的出租屋里，我见过半夜三点才下班的护士，端着搪瓷缸子就着自来水刷牙，牙膏沫子白花花落进水槽；见过从陕西过来的两兄弟，睡着上下铺，上铺堆着干活的冲击钻和切割片，下铺铺报纸吃饭。天冷了，巷子口的澡堂子五块钱一张票，热气里总有人喊话：“大哥，你那膝盖怎么回事？磕的。”“砸墙时候让砖头咬的。”这样的住处，谁也顾不上矫情，床板硬，枕头低，前半夜听着隔壁夫妻拌嘴，后半夜醒来听见壁虎叫唤，然后就着灰蒙蒙的黎明出门赶第一班公交。

夏天最难熬。下雨天，水从楼梯缝往屋里渗，纸箱泡软，胶鞋里面养出蛤蟆。女租客把塑料袋拆开糊在墙根子上，又从垃圾站捡回海绵垫垫在门口，照样穿着人家二十块钱的塑料凉鞋，蹬着水去卖盒饭。她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一直忘不了：

“住这儿的都是过蝼蚁日子的，可蝼蚁也得把触角擦干净了，不然明天分不清方向。”

后来北三环修高架，庙李村拆了，消息来得突然——先听说陈寨要扒，红色的“拆”字圈在墙上，接着姜寨连夜挂出横幅说规划调整，最后电线杆上贴了庙李的告示。最后一个冬天，房东大姐拽着我袖口，指着洗衣池旁边的空地说：“这要盖回迁楼，你有空去挑点好砖留着，租房那边，你认识的人多，帮我把那台电视机处理了。”一台康佳老电视，后来三十块钱拉给收废品的。临搬走那天我打扫屋子，地板砖底下翻出一张2011年的充值凭条，数额三十，上面印着“郑州联通”。原先住这儿的小伙子充话费输别人号码了呢，还是每次跑老远专门找这个店充？这事儿没处问去。

租房不是找屋，是找活路

那几年庙李村的房租还算稳定，头年二百，隔年涨二十，涨到二百八就卡住了。房东们心里有本谱：再高些，租客宁可搬到更远的新郑去了。买不起房的人，和出不起高租的屋主，在这片碰头打商量。两百块的租房，多半不带空调，没有阳台，厕所是公用的，早高峰得排队。房东张哥管这叫“活物配置”：住的人需要一张床歇腿，屋子需要一个人给它通通风，不要来带东西太多，也不要存心思要把这里当作家来布置。

我店里有本旧月份牌，每页空白处都写着来过的人留下的话。后来店里搬进一个刚毕业的姑娘，在文化路那个网络公司做客服，每天要打上百个电话。她挑选了两百块月租的小屋，却在天花板裂缝里贴了一排浅花的贴纸。她说：“我晚上躺在榻上看那排花，就当自己睡在温室大棚里了，心里头还能开出点东西。”那排贴纸用了半卷透明胶布蘸了灯钩子挂住的，不结实，风从窗缝里头灌进来就哗啦哗啦响，却属于那间屋里最体面的装潢。

• 一楼200元：潮气重，墙角长蘑菇，但是桶压井水方便，洗衣可省三块钱锅炉费
• 二楼230元：光线一般，楼梯对门的租户拎一只鸡笼养两只乌鸡，夏天窗户不能开
• 四楼200元：远眺可以望见一八医院楼顶，但油毡纸晒透后像蒸笼，夏天晌午井水泼地皮立就干

电表按底下那半截算账

房东收水电费的时候，总会路过我店门口，坐下来吸一杯凉白开。他不看火表数和电表贴条，就问总档算多了多少，两个人把这个月的总度数和最低层档对一下，补几只灯泡、修一次水管接头，差额就抵过去了。住在二百元档的房客，没有正经烟灰缸，把易拉罐剪开装水当做工具盒使，但那也不叫寒碜——旧木床头的抽屉里有人拿废纸叠了十几只千纸鹤，那是上一个租客留的，新来的人没扔，只把它们的翅膀挨个抚平，然后又放回去。

后来一个干粉刷匠的山东汉子租下来住到除夕夜才走，他把刷墙的滚筒洗干净，留了一张纸条压在烟盒底下：“屋里有潮气的时候，每日午时开面北的窗通三十分钟，管用。”我撕了半张报纸把那纸条压稳了，后来搬进来一家三口，男人在钢材市场发货，女的上超市夜班，孩子放学在六楼走廊对着日光灯写作业。他们把窗开成纸条上写的那样，朝北的窗在午后灌入凉风，孩子说的“日头”就变成了“风头”，倒显着没那么热了。走之前那晚他和我说：“就不带那辊子走咧，给后来的娃娃留着玩。”

现在那片地早已是三十层的回迁楼，超市一楼台阶上仍常坐着下棋的老人。城中村没有了，但总有人来问附近的青年旅舍一晚价钱，然后拐进旁边水果店买两块钱的橘子在台阶上吃着，等谁赶上趟来看房。那台康佳电视许在废品站压成一团铁和塑料，不知道有没有人在扔掉它以前，把它后壳上那张“二百元档位专用”的收据撕了下来，老旧的蓝色墨迹比现在的打印体牢固许多，使劲儿蹭过一遍才会模糊一点点。这样想着，最后那片灰墙倒也顺眼了几分——人已经走了，但水痕那些地方像是还在往下泅着，朝着低洼处慢慢地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