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县小姐街｜一张旧车票牵出三十年前的早市烟火
我抽屉里压着一张1993年的红色公共汽车票，票价五角，印着“温县—城关”的字样。票面折痕处磨得发白，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小字：“小姐街，豆沫，二两粮票。”那是我第一次去温县小姐街留下的凭证。那年我四十岁，在县一中教语文，放暑假被抽调去搞人口普查，分到的片区正好是小姐街。
说是“小姐街”，其实街面上没有一家店铺挂这个名。这条街在县城老电影院西侧，南北走向，长约两百米，宽不过三米。两旁的房子大多是八十年代盖的两层小楼，一楼开门脸，二楼住人。街口有棵老槐树，树下常年蹲着几个卖菜的农妇，篮子里码着带泥的萝卜和带花的黄瓜。槐树对面是国营理发店，玻璃窗上贴着“烫发五元”的红字，油漆剥落了一半。
普查第一天，我拿着登记表挨户敲门。走到第三家，是个卖杂货的婶子，姓郭，六十来岁，短发，系着蓝布围裙。她正在门口择韭菜，见我穿白衬衫戴红袖章，便喊：“同志，进屋坐，外头热。”我坐下来，她把韭菜往旁边推了推，从柜台底下摸出一把蒲扇递给我。
“这条街为啥叫小姐街？”我问她。
郭婶子笑了，露出缺了一颗的侧牙：“早先这儿是县剧团的家属院。剧团里唱戏的女演员，大家都喊‘小姐’。后来剧团散了，房子分给职工住，外头人叫顺了嘴，就喊这条街‘小姐街’。”她顿了顿，又说：“现在街上住的多是退休的、做小买卖的，哪有啥小姐。”
那天午后的阳光从屋檐斜进来，照在柜台上的玻璃罐上，罐子里装着水果糖和薄荷糖，糖纸已经泛黄。墙角堆着几捆黄纸和香烛，那是给清明准备的。
我在小姐街走了整整一个夏天。每户人家我都至少进过两次。街中段有家打烧饼的，姓刘，五十岁上下，每天凌晨三点起炉子。他用的炉子是铁皮桶改的，内壁糊着黄泥，木炭火红彤彤的。他爱人揉面，他贴饼，一炉能贴三十个。烧饼二分五一个，加豆沫一碗一毛。他们家的女儿在郑州上大学，暑假没回来，刘师傅跟我说：“闺女说了，毕业就回县里教书，跟你一样。”
街南头有个裁缝铺，叫“小玲服装店”。店主比我小两岁，上海学过裁剪，橱窗里挂着一件墨绿色呢子大衣，挂了五年，标价八十八元，一直没卖出去。她说不着急，等有人识货。我后来跟她熟了，她给我儿子做过一条的确良裤子，工钱收了三块。
但让人忘不掉的还是那个卖豆沫的老汉，姓杨，推着板车天天早上六点出摊。板车上架一口大铁锅，下面烧着碎煤，锅里是黄澄澄的豆沫——用黄豆磨浆，加粉条、海带丝和五香粉，熬得稠稠的。他把豆沫盛进粗瓷碗里，再撒一把炸好的黄豆粒和香菜末。我头回去喝，他多给了我一勺芝麻酱：“头回来吧？多尝尝。”
那一暑假，我每天早上都在他摊上喝一碗豆沫，外加两根油条。豆沫八分钱一碗，油条三分钱一根，加起来一毛一。一个月下来，我还差他两毛钱，最后一天补给他，他没收，又从锅底刮了半碗稠的倒进我碗里：“读书人，多吃点。”
去年夏天，我孙子大学毕业回县里找工作，我领着他去小姐街转转。老槐树还在，但理发店改成了奶茶店，橱窗里贴满了二维码。郭婶子的杂货铺早关了，房子租给一家快递驿站，门口堆着成摞的纸箱。打烧饼的刘师傅前年不做了，把炉子卖了废铁。裁缝铺的“小玲”搬去新城，听说铺子改成了手机贴膜摊。
卖豆沫的杨老汉早就不在了。我打听了一圈，有人说他十年前跟儿子去了洛阳，也有人说他还在县敬老院。我孙子和我在街上走了个来回，他问我：“爷，这条街有啥好吃的？”我指了指路口一家连锁早餐店：“那儿的豆沫还行，但比杨爷爷的差远了。”
口袋里的旧车票一直没扔。票面上的字褪了大半，但“小姐街”三个字，是用钢笔另外描过的，笔迹还在。每年入夏，我隔两天就去趟那条街，也不买东西，就站在老槐树底下抽根烟，看看那些新换的招牌和陌生面孔。
前几天我又去，发现那棵老槐树被围了铁护栏，牌子上写着“树龄九十年”。护栏底下，烟头积了一小堆。我蹲下来，把抽完的烟蒂扔上去，然后站起来，拍拍裤腿，往城关镇的方向走了。背后传来奶茶店放的音乐，是哪年的歌我猜不准，调子倒是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