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鄞州还有小巷子吗｜老墙门里寻新路
有，还不少。就是得弯进大马路后头去寻。今早六点半，我从白鹤新村南门出来，沿贺丞路往西走，见着一个卖大饼油条的摊子还支着。摊主老李，嵊州人，说他在这条巷口摆了十九年摊。我问他：“宁波鄞州还有小巷子吗？”他往北一指：“你拐进王隘路，再钻那个铁门，里头全是。”
我按他说的走。铁门年岁了，漆皮翘起来，露出底下的黄锈。门边钉着块蓝底白字的塑料牌，写着“王隘一村”。进去，道窄，两辆电瓶车擦身要收后视镜。左首是四层灰砖楼，楼角爬满络石藤，叶子肥厚，把一楼窗户遮去半边。右首是一排矮平房，门口堆着蜂窝煤、旧纸板、一辆缺了后座的小孩自行车。
墙门里头有声响
走到第三个墙门，门洞上方水泥匾额上刻着“1964”几个字，笔画里嵌着黑泥。门内是个天井，巴掌大，晾着五六件衣服，蓝工装、花睡衣、一条孩子的小短裤，湿漉漉地滴着水。天井角落放着一只搪瓷脸盆，盆底有“鄞县五金厂”的红字，掉了大半。一个瘦老太太蹲在盆边洗带鱼，鱼鳞在水泥地上闪闪发亮。
“大妈，这巷子通哪的？”我问。
她头也不抬：“通前头菜场。尽头是个垃圾站，靠墙有棵枇杷树，五月份果子熟，掉一地，没人捡。”她用剪刀剖开鱼肚，“你从哪来？要是拍照片的，窗台上那盆葱别碰，那是我的。”
我哪是拍照的，我就是这老鄞州人，搬走十年了，回来看看。这话我没出口，只笑笑，站了一会儿。
墙门里的过道很暗，头顶的电线绞成一股一股，挂着几颗积尘的灯泡。过道尽头是个水龙头，铜铸的，拧开时发出吱呀声，水流不大。那个年代的自来水管都细，这根怕是铸铁的，内里结了水垢，流出来的水线麻绳般粗。
巷口坐着个修鞋的
出墙门往东走四十步，巷子豁开一块空地，大概一个篮球场大。空地边有棵泡桐树，树身两个人合抱那么粗，树皮上钉着七八个钉子，挂着几只塑料袋、一条断了的卷尺、一个没了提手的竹壳热水瓶。树下一把破藤椅，藤条断了一处，露出内里的棕垫。一个秃顶老头坐在蹬三轮车的旧座椅上加高的木凳上，膝上垫块蓝布，手里一只鞋底，锥子扎不透，他用牙咬着针往外拔。他面前摆着个木匣子，分三层，露出各色的线轴、粘胶、链钉。木匣子正面有黑漆字，认得出来，是“大修鞋铺——始于1982”。
我蹲下，他抬头看我一眼：“鞋坏了？”
“没坏。我问你，宁波鄞州还有小巷子吗？我走了半条街，怎么都是新盖的……”
“新盖的碍你走路？”他放下锥子，指着自己背后的水泥墙，“这墙原来是砖的，砌的时候我抽过一包烟。叫前进巷，后来改名育兴巷。再往外圈，全是高楼。你要找旧味道，就绕着这条街，往四个方向各钻五十米，只要有墙门、有藤椅、有晾衣服的，那就是。
再往里百步
按他说的，往南走。穿过一片竹子搭的晾衣棚，竹竿被沉甸甸的湿衣物压成弧形，水珠滴在青砖缝里，砖缝间长着雀舌草和一种紫红色的小花，问了一个过路的大姐，她说是“红酱草”，煮水洗脚的。巷子窄到两人相遇要侧身——有一段两侧墙体直接贴近，顶上架着水泥瓦，遮雨不遮风，光线从瓦缝漏下来，在地上勾出错落的亮斑。
墙根放着几件老物件：一只坐便器做成的花盆，里面种着薄荷；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车铃锈尽，车座上套着个旧毛线织的套子，红白条纹；墙上钉着一块铁皮信箱，漆全掉光，箱门翘着，里面探出几根枯黄狗尾草。信报投递口用胶带粘着一张对折的纸条，写着“要紧找老王，打楼下理发店电话”。
拐角有家理发店，没有门面，就在自家窗前搭了块白铁皮当遮阳棚。玻璃窗上贴字：“剪头10元，刮脸5元”。一个穿白大褂的老头正拿推子给一个老伯剃后脑勺，电动推子发出嗡嗡声，像困在窗玻璃里的一只大苍蝇。老伯闭着眼说：“这条巷子，我住了四十六年。梅雨天地滑，走慢点。”
黄昏时候往回走
原路返回，太阳已经偏西。斜光照进墙门，把晾衣绳的影子拉长，搭在水泥地上，像五线谱。菜场方向传来剁肉的闷响，一下一下，没穿任何包装。那个洗带鱼的瘦老太太收了盆，又拎出一只铝壶,往巷口地上浇水，压尘土。水汽里带着午后积攒的土味。我走过铁门，回头又看一眼，那块“王隘一村”的蓝牌子背面，钉着一个信箱，锁头坏了，用细铁丝拧着。铁丝生锈了，却还是新的样子——大概换过不少回。巷子还在。只要你肯弯一下腰，不看马路上的店招，就看墙根，就听墙门里的水声。
老李收摊了，油锅空了，他正用一叠报纸擦手指。见我回来，他问：“寻着了吗？”我说：“寻着了，枇杷树还没开花。”他笑一声，把报纸团起来扔进对面垃圾桶，那垃圾桶边上，一只野猫窜进另一条更窄的岔道——那道宽不过一肩，像是用什么器物的边角料留出来的一条缝，猫尾巴尖一闪就没了。我站在那里许久，看那道缝里透出来的一方橘色灯光，不知道是谁家的厨房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