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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彭村的美女去哪儿了｜腊月二十三我关了店门去找她们

腊月二十三晌午，我锁了店的卷帘门，往大彭村走。包里装了两包软中华，一盒润喉糖。头天夜里，隔壁卖五金的老周来买酱油，说大彭村的姑娘们今年没回来几个，他媳妇的娘家侄女在深圳两年没着家。我不信。大彭村的女孩子，从我九八年在这条街上开店起，就是一群热闹的麻雀。

村口的老槐树还在，树底下晒暖的老太太剩了三个。穿紫棉袄的那个我认得，是彭美荣的奶奶。美荣小时候常来我店里买辣条，一毛钱一根，她总挑断的，说断的少一截，划算。我问美荣奶奶，孙女啥时候回。老太太用袖口擦了擦嘴角，说：“回啥呀，在杭州给人做美甲，说春节一天顶三天工钱。”她掰着手指头给我算，三十、初一、初二，三天能挣一千八。

我顺着村道往东走，第二排第三户是彭丹丹家。丹丹妈正在门口剁白菜，剁得案板咚咚响。我问丹丹呢。她刀没停，回我一句：“在郑州城里，万达那一片儿，帮人卖奶茶。说是今年店里缺人，店长给双倍工资，不让走。”我说那不挺好。她把刀往案板上一戳，说好啥呀，都二十五了，对象还没影儿。

这一条街上，从前这个时候，是最热闹的。我记得零六年那阵儿，春节前半个月，城里打工的姑娘们陆续回来了，穿着红袄绿裤，挎着小皮包，蹲在门口嗑瓜子。她们的头发会烫成各种弯，有的大波浪，有的小碎卷，名字我叫不上来，但一闻那股子茉莉花味儿洗发水的味道，就知道是她们。她们来我店里买东西，从来不还价，一买就是一大包。那时候我总想，这村里的闺女真水灵，皮肤白得跟蒸馍似的。

在村卫生所碰见老熟人

再往里走，卫生所门口围了几个人。坐诊的刘大夫戴着老花镜在给人量血压。我挤过去，跟他打听。他摘了眼镜，在口罩上方看了我一眼：“你是街上开杂货铺的吧。”我说是。他说这阵子他这儿没来过几个回村的姑娘。

“前阵子来了个中医院的义诊，给全村查了一遍。年轻女性四个，一个是嫁过来没走的，十二个去厂里了，两个在县里教书，剩下的都在郑州。”我问他郑州哪儿。他想了想，说：“大观那边有俩当店员的，北环物流园有个管单的。咱说，现如今的闺女，都不往村跟前待了。”

他旁边一个抱孩子的年轻媳妇接了话茬，说俺们这代人不一样了，上完学就去大城市，实习完就留下了。她嫁过来的，算是例外。我问她大彭村没出去的女娃还有多少。她指了指村西头：“学校就剩了三十几个娃，一半是男孩。”

我想起去年夏天，有几个姑娘回来过。穿着相似的工装裙，平底鞋，挎着统一的小桶包。她们来我店里买过矿泉水，站在门口对着手机讲电话。我听不太懂她们说的是什么，但声音都是脆生生的。其中一个姑娘买到一包过期的苏打饼干，我没让她换，她也没计较，就摆摆手走了。

在村西头的裁缝铺子里蹲了一下午

裁缝张婶的铺子还开着，门口挂着几条牛仔裤改的裙子。她坐在缝纫机前，头也不抬地跟我说话：“你找她们干啥？都走了。年初一走，我记得清清楚楚——腊月二十七的票能抢到就抢了，二十九的票贵九十块都不在乎，赶回去上班。”

她踩了一脚缝纫机，咔嚓一顿，接着讲。“我女儿在苏州电子厂，女工宿舍六个人，仨是咱河南的。她说过年不回来了，车间主任说留下给三倍加班费，她就留。一个月能存四千二，比回来吃吃喝喝强。”张婶说话的时候，嘴角有点往下撇，但手里的活儿没停。

有人进来拿裤子，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问她：“张婶，今年给我那闺女儿做两件厚衣裳不？”张婶说：“你闺女又不回来，做给谁穿？”那人愣了一下，说：“寄过去呗，不比你闲着强。”我听出他媳妇是跟着闺女出去带孩子的。

天黑之前，我绕着村子又走了一圈。村南那条沟边上，有三个十几岁的男孩在放炮仗。我停下来，问他们，村里可有长得好看的大姐姐。一个穿迷彩棉衣的男孩说：“好看的都去郑州了，不好看的也去了。”

一个穿红运动鞋的男孩补充：“我姐说了，村里没前途，去郑州推拿店当学徒一个月还管两顿饭呢。”

第三个男孩没说话，拿炮仗往沟里扔，半天冒一句：“我姐在郑州卖酸奶，说夏天晒得跟黑蛋一样，但挣得比在村里多三倍。”

他们说完，往南跑了。沟对面是开发了一半的工地，塔吊的灯亮着，黄不拉几的光照在那排新起的楼架子上。我想起零几年时，大彭村的姑娘们去南方打工，要坐一天一夜的绿皮车，回来时眼睛都是亮的。现在的姑娘们去郑州，坐城际公交，四十分钟就到了，却反而不怎么回来了。

往回走的路上，我看见彭美荣的奶奶还坐在树底下。她手里攥着个旧手机，屏幕亮了，她看了看，又灭了。我走近，她抬头跟我说：“俺孙女发了一张照片，你看看。”我凑过去看，是个穿白色围裙的姑娘，站在一堆亮晶晶的指甲油瓶子面前，对着镜头笑。她的手背上贴着创可贴。

地点	人数变化（凭我过年卖货的观察）
大彭村街口(九八年前后)	二十来个年轻姑娘结伴溜达
大彭村街口(二零一五年)	七八个，大多带孩子或者骑电瓶车
大彭村街口(今年腊月)	零，灯亮着的房子都少了十几户

走到村口的电线杆下，我听见那三个男孩又折回来了。穿迷彩服的男孩喊：“婶儿，你是不是开小卖部的那个？”我说是。他说：“那你店里还有大刀肉吗？俺姐让买两包带过去。”

我说有。他说：“那给俺留两包，过完年我去拿，走快递给她寄过去。她上周还打电话说，郑州那边小卖部的大刀肉比你这儿的贵五毛钱。”

天彻底黑了，村口的路灯亮了，是那种旧式的白炽灯泡，黄的。我闻到自己店里飘过来的卤肉味儿。想起柜台里那包没送出去的软中华，也许用不着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