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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大东区站街|一张1987年公共汽车票引出的街市记忆

正月里收拾老柜子,从一本《辽宁青年》合订本里掉出张硬纸壳儿。正面印着“沈阳市公共汽车公司月票”,背面是圆珠笔写的“大东区站街,韩姐,8月14日”。我戴上老花镜,灯底下瞅了半晌——没瞅错,纸角还黏着半片早已褪色的红梅烟盒锡纸。

这张月票的主人是隔壁院的对门韩秀英。她那时候四十出头,一个闺女在八一公园那边念初中。一到下半晌,她就掖着这样一张月票,从大东区站街公共汽车终点站上车,坐七站到南湖公园门口,再倒四路电车去五爱市场帮人盯摊。卖的都是从南方车站倒腾来的尼龙袜子、塑料凉鞋,一星期能落二十块钱。

去年腊月她走了,收拾遗物时我问她闺女要了这张月票留作念想。那串日期再清楚不过:1987年8月14日,星期五,大晴天。

站街不是一条街,是几棵大杨树底下的一片黄土场子

如今你在大东区打听“站街”,年轻人多半一头雾水。1980年代后半,这地名指的是一片公共汽车调度站旁边自发形成的马路招聘场子——附近纺织配件厂、大东副食联合仓库扩建缺人手,沈阳站上来的农村姊妹们就汇在这道街口等人喊工。说起来别名挺直白:“等活儿区”。叫了几十年,回迁楼盖起来以后,那个口儿铺了柏油,竖了块路牌,叫“东站前街14巷”。老街坊可都改不了嘴,就是“站街”。

我把月票怼到窗台光照里翻了一翻:乘车证第七行的红戳还有个边儿,看不清数字了。但那年月坐公共汽车是三分钱起步,过一站加一分二。从沈海热电厂坐到中心医院,得七分钱。韩姐一般多塞给售票员一毛钱,说完了“站街到五爱”,就挨车门坐拐角,车墁不垫纸,腿搭在帆布工具包上闭目养神,肩膀头的灰尘顶着照进来的日光,一道一道金亮的影子。

梧桐树下算工钱

头一回跟她歇脚闲聊是个礼拜天,她刚从站街西北角的商店买回一根酱棒骨。俩人排酸菜案板前头,她撂下锯末盆给我看那块骨头,说了句颇正景的话:

“咱不出力的时候肚子会胀风,可真上了锹把子我才晓得好皮糙。”

那天她从缝纫活干到瓦匠的小工——给自行车棚砌砖抹灰,半天工夫转了三趟汽车,仨地方。结算的中人就坐杨树底下那个铁腿折叠桌,打开夹袜子的牛皮本子,念一行往她掌心倒。

那时候路边棋局子和铁皮冷饮摊都认识她。七月里苍蝇扑着脸,她买一瓶冰镇北冰洋橘子水,口朝下覆在脑门上十分钟,说这叫“泵颅”。领过工钱的妇女们围在一块算口袋里的整钱,谁的多了就嚎一嗓子“贴帮”,少的也不气馁,站在站街的电线杆下,一块饼干掰两截等下一早上。

那条公交线跑熟了仨城区的锅台味道

顺着调度站的玻璃窗往里瞅,发车板上除了“早班”“中班”,底下拿粉笔补一行:“站街晨5:40首班,人多预备落零点”。凌晨天不亮,大长辫子车的排放烟把自己一缕一缕硬从冰雪雾里哈出来——电黄牛似的咣当声常惊起东区粮食九库院子里杂话鸟。那些坐惯了老七路快车的人都晓得:站街不设正式站亭,售票员到了竖红砖的三棵杨树下喊“站里下”!雨天路面积了水,公交车从杨树底下扯起来的蜡红线绳底下擦着过去,树根人们挤成一把拧着的中药包。

凌晨5:48纺织三厂夜班下车人最多,在大杨树底下拍打着棉絮蹲到第一批雇主干粮车。
午后13:20下半晌各人手快慢活岔开结束,集中往凉皮摊靠拢,顺带占第二天自己鞋垫放着地方。
晚19:05末班车前站街上三三两两余一人定不下东家,互相在纸板上剪碎屑分点自己剩饭。

冬天下过二遍雪,黄土晒化出一层黑泥皮。车站最东边一米来宽的井盖上撑着烤红薯的铁皮炉子,雇方工人从煤炭室那边骑车下来一递脆活馒头,人手当场到热乎红薯则握拳相让。守着几年下来,附近老住户包饺子时若少一撮香菜,先不去集市,抱着娃走到站街中央树坑挨各帮姐儿要两叶,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炒瓜子搁她们帽兜里。

一棵老杨树下面晃银纸皮的水泥台阶

去年一个阴乎乎的傍晚,我路过旧地找煤厂配送清单——那边早铲成街区绿地了,当年刨平的杨柳安家绿化灯杆两头。只余一棵遒的黑皮顶糟大杨(看着怕过百岁)还不动,挨着它的石台缺南角。

并是打凇花散尽时,那张月票照片它端端正正地陪我等在一个快递泡沫块上。我最后望了一望脚下平光光的渣石。树下没有等雪停的护手油手套,四周无人哼借火听烧票调子;马路侧对面建工五金店射出明煦的白流灯,照净那把修锁柜拧到秃手的凳子腿斜影。

几绺塑料袋被风搓挂到干杈之中,呼扇扇,哗啦啦,像数零钱又像过票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