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潼县医院对面巷子｜三十年修表摊的钉锤声
梓潼县医院对面那条巷子，宽不过三米，长不足两百步。一九八七年我在这里摆下第一个修表摊时，巷口那棵黄葛树才碗口粗，如今树冠盖住了半条街。有人说县医院救人的命，我修的是人的时辰——这话过头了，但手艺人吃的是手上的准头，这话不假。
一、黄葛树下的木头匣子
我的摊子固定在巷子中段，县医院侧门正对的位置。一个杉木匣子，两层抽屉，摆满了螺丝刀、镊子、开表匙。早年间没有电子钟，全是机械表，来来往往的多是县医院的医生护士。李医生值夜班，下手表总爱用拇指按我的摊板，力道大得木板发颤。他那只上海牌手表，每半个月来洗一次油，后来他调走了，再没见过。
夏天的中午，巷子里阴凉，医院食堂的饭香飘过来，勾人馋虫。我守着摊，手里捏着一块老式钻石牌手表的游丝，镊子尖细如针。旁边的刘大爷卖卤肉，摊位在巷口里头两个门面，他的刀在案板上剁出咔嗒咔嗒的声响，比我的钉锤还热闹。我那把钉锤，敲表盖用的，柄上裹了黑胶布，用了二十三年，胶布换了五回。
二、配钥匙的机器和墙上的“拆”字
九几年的时候，巷子里多了两件事：配钥匙的机器换成了电动的，修表行的营生被石英钟挤掉了一半。巷子对面县医院的白色小楼加了层，大门朝东开了，侧门这边冷清起来。我的摊子从露天地挪进一个两平米的铁皮棚子，花了六百块焊的，棚顶铺了石棉瓦，落雨时声音像炒豆子。
配钥匙的机器是山东产的，脚踏开关，钥匙坯子一把五毛，后来涨到一块五。对面工地上的工人丢了钥匙来找我，裤腿上沾着水泥浆，蹲在棚子门口抽“红梅”烟。有一次来个大个子，要配一把院办的文件柜钥匙，我瞥见他上衣兜里别着两枝钢笔，便留了个心眼，说坯子不对，让他明天来。后来听说院办有过失窃的事，是邻县来的扒手干的，跟我无关，但那次以后我记住了：修表配钥匙的摊子，眼要比手还紧。
二〇〇四年，巷子后头的老平房墙上刷了个大大的“拆”字，红漆圈着，像一枚烂熟的印章。但拆了三年也没动工，那块“拆”字褪成粉红色，底下长出了青苔。我棚子对面的墙上钉过一排铁钩，是附近修鞋匠挂皮料用的，修鞋匠姓马，后来他卷铺盖去了成都，铁钩锈成灰褐色，至今还在，钩头弯着，像三根干枯的手指。
匠人说：“做这行，不图赚大钱，图的是把针跳稳。表停了，你拨一下，它就走了——人活一辈子，不也是这样么。”
三、老钟、铝饭盒和新雨棚
棚子东南角吊着一只圆座木钟，挂钟从旧货市场收回来的，修好了放在这里当招牌。钟摆当啷当啷，声不大，但在午后安静时能传过半条巷子。医院下夜班的小护士路过，好多人抬手看表，对了时间，就冲我笑一下。到了二〇〇九年，巷子对面开了药店和手机贴膜店，戴表的人少了，多数人看手机。但我这个棚子还在，每年仍有人拿着老式机械表来问：“师傅，还能修不？”能修。我这抽屉里的零件，最旧的是七十年代的，齿轮细小如米粒，摆放的格子里垫了绒布，像一排睡得安详的小虫。
沙坪坝那边的表商老周，两三个月来一次梓潼，收旧表，也给我带零件。有一回他送了块半新的双狮表盘，说是一户人家卖旧家具夹出来的，问我要不要。我翻过来看底盖，划痕深得放不进砝码，便摇摇头。老周也不多话，抓起桌上的放大镜，自己端详了半天，送了我三根表芯支柱。那支柱是铜的，细得像针，却撑起了整个表的力度。
后来我请人在棚子前头加了一截两米长的铝皮雨棚。棚下摆了个小方凳，凳上放一只旧瓷缸，缸里插着气管和油瓶。路过的人常问：那个缸子里装的什么？我说，是表油和酒精，还有从废表里拆出来的一盒小螺丝——这些都不贵，但真要用的时候，少一样都熬不住。
四、钉锤声断续，黄葛树盘根
前年冬天，修鞋匠挂铁钩的那面墙拆了，砌了新的店面，卖纸火和寿衣。我的铁皮棚子背街，反倒沾了县医院的福，晚上住院部亮灯，这边巷子有路灯，不至于全黑。夜里九点，收拾摊子，把匣子锁进柜里。昨天有个工程队的人路过，弯腰看了看我的家伙，说：“师傅，这手艺没传人吧？”我笑着说：“传什么，柜子里那台校表仪，修了三次，还在用呢。”
那台校表仪器是广州产的，八十年代进的，架子锈了，但走线嗡嗡响，音色稳。我最后一次用它调校的是一块老“梅花”进口表，表主人在广州打工，攒了一年钱给父亲买的。那块表链断了，表盘雾蒙蒙的，我换了蒙子和发条，外圈用砂纸打磨过，取回来时小伙子掂了掂，怔了一下，说：“比原配还亮。”
今天早上，有个孩子蹲在摊前看我修一块电子表，看了二十分钟，他母亲催他去医院打点滴，走时他问：“叔叔，小齿轮为什么咬得齐齐的？”我说，你仔细看，齿和齿之间，是留了一丝缝的——太死就卡死了，太松又带不动。他点点头，跑远了。黄葛树的叶子落了一地，巷子的水泥地面磨得发亮，像旧表壳的光。
回屋里我剥了个橘子，瓣上有籽，顺手搁在摊板角落。明天可能有人坐这里等表，等的时候会碰见那枚籽，但愿别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