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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站街妹|老南昌人眼里的站街妹和站街的姑娘们

“你问站街妹?嗨,那不是那回事。”老张把搪瓷缸子往桌上一墩,茶叶沫子溅出来两滴,“八一桥底下,老福山那一片,九十年代晚上九点以后,路灯底下站着的,那才叫站街妹。不是你想的那种,是卖地图的,卖袜子,卖鞋垫的。”

我给他续上水。他退休前在豫章中学教了三十年语文,说话爱刨根问底。

“那会儿我家住绳金塔边上,走路去万寿宫买菜,天天路过。她们一人拎个蛇皮袋,站在电信局门口那根电线杆底下,见人就问:‘大哥要地图啵?最新的,两块。’有的还抱个纸盒子,里头是那种印着南昌风景的明信片,一套五张,一块五。”

“我问过一个小姑娘,四方脸的,扎马尾辫。她说她家在新建县,每天坐三班公交来,站到夜里十一点,卖不完四十张不回去。我买了她一套明信片,她找了我五毛钱,手冻得通红,找出两个硬币还有一个是蹦蹦糖的塑料壳子。”老张摇摇头,“那时候没有支付宝,街上也没那么多手机。”

早先的“站街”是个体力活

老张说的站街妹,确实不是后来外地人以为的那层意思。当时南昌满大街的站街妹,就是白天站商场门口拉人看鞋,晚上站路灯下面卖零碎东西的农村姑娘。她们脖子上挂个军绿色的帆布包,腰上系个零钱包,逢人就咧嘴笑,口音一听就是周边县里的——安义、进贤、丰城那边居多。

我那时候在单位跑业务,常去火车站附近的邮政大楼寄信。有一回碰见个挎篮子卖茶叶蛋的,篮子里垫着棉絮,蛋壳都染成茶叶色,一块钱三个。我问她一天能卖多少,她说:“看运气,好的时候五六十个,差的时候三个都卖不动。”她旁边站着另一个姑娘,手里举着“住宿”的纸牌子,那纸牌子用黄板纸糊的,墨汁写的,字歪歪扭扭。

站街妹里,最辛苦的是冬天。南昌冬天湿冷,风从赣江江面上刮过来,直往领口里钻。她们跺着脚,哈着气,手套上面全是口子。有些姑娘实在冷得受不了,就蹲下来,缩成一团,像赣江边那些等渡船的候鸟。“站街站街,站的是人,丢的是面子。”老张说了句他编的话,后来我也觉得挺准。

几十年里,站街妹变了不少

到了二〇〇五年以后,那种卖地图的站街妹基本没了。地图谁还买?都看手机。八一桥底下的电线杆换成了LED灯,照样有人站那儿,但手里捧着的是充电宝和手机贴膜。“也算站街妹。”老张嘿嘿笑,“就是货换了。”

我把老张说的这些理了理,拍成表格,我自己看着都有意思:

年代站街妹卖的东西主要地点收钱方式
八九十年代地图、明信片、袜子鞋垫电信局门口、万寿宫巷口现金,找零靠硬币
两千年后充电宝、耳机线、手机壳火车站广场、中山路天桥纸币或发短信转账

有一回,我在象山北路的公交站台等车,听见两个姑娘聊天。高个子的说:“我昨天卖了十四张膜,赚了二十多。”矮个子的撇撇嘴:“还不如去秋水广场那边卖气球,五块钱一个,小孩要的多。”高个子说:“那站街妹的名声好难听哦,怕遇见熟人。”矮个子回她:“你又不做坏事,怕什么?我舅妈都在街上站了十二年。”

她们的身影散过整条街

站街妹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是用脚底板把南昌的马路一段一段数过来的人。老张给她们的形容很土但很实:“像撒在粥里的葱花,不显眼,但喝一口就有那个味儿。”

后来我再路过老福山,那棵老樟树还在,树下早没了蛇皮袋和纸牌子。有个老太太坐那儿卖缝衣针和顶针,针插在一块蓝布上,顶针挂在食指上,亮晶晶的。我问她生意如何,她说:“一天卖个三十串都难,都快当传家宝了。”她笑,我也笑。风一吹,树叶子扑簌簌掉下来,有几片落在她的顶针上,她没捡,继续坐着,眼睛望着来来往往的年轻人——那些年轻人不会问她买地图,也不会问她买明信片,她们手里拿着手机,贴着新的钢化膜,亮得像一面面小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