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烟台幸福多少个村｜十二个老村名，我数了半辈子

农历二月初八，天还冷。我揣着个旧本子，从幸福中路往北走，过了变电站，土路就窄了。路边老槐树还没发芽，枝杈上挂着去年晒干的丝瓜瓤。迎面来个穿棉袄的老汉，牵着头驴，驴背上驮着两袋化肥。我问他：“老哥，以前幸福这一片，到底多少个村？”他勒住驴，眯眼想了想：“连上河套那边的疃，十二个吧。你数数，东口、西口、芝罘屯……哎，数不全了。”

这问题，我问了得有一百回。1982年我刚调到幸福学校教书时，第一件事就是摸清每个村的孩子。那时候幸福公社下辖十二个生产大队，每个大队一个自然村。后来城市扩建，村子拆的拆、并的并，可老户口本上还留着旧名。我那个蓝皮本上，一笔一画记着：东口、西口、芝罘屯、小沙埠、大沙埠、福成、福茂、福临、福安、福兴、福庆、福泰。

东口和西口，隔着一道海汊子

东口村在幸福河入海口的东岸，西口在西岸。1965年发大水，两个村之间的木桥被冲垮了，孩子们上学得绕着走四里地。现在桥早换成了水泥的，可村里老人还管它叫“东口桥”。

我在东口村家访时，见过最里头那户人家，院子里码着十几口大缸，腌的是虾酱和蟹酱。户主姓姜，五十多岁，手上全是茧子。他说：“咱这村，祖辈都是赶小海的。退潮时挖蛤、捡海螺，涨潮前必须回来。”他指指墙角一张破渔网：“这是我爷用过的，网眼比现在的大，老辈子鱼多。”

西口村则多打鱼为生。我教过一个学生叫于志强，他爹有条六马力的挂机船。放学后于志强不写作业，光着脚在滩涂上翻石硼找海蛎子。有回他送我一小塑料袋海蛎子肉，用盐腌了，那股腥鲜味我现在还记得。他爹后来不捕鱼了，在码头给人卸货，说近海的鱼少了，船跑远了不划算。

芝罘屯，给城里人种菜的地方

芝罘屯离当时的烟台市区最近，走路半小时。村里地少人多，每户分不到两亩田，可全是好地。种出来的萝卜、白菜、韭菜，天不亮就装上地排车往市里送。屯里有个老菜窖，深两米，冬储大白菜用的。窖口用草帘子盖着，下去得打手电。

我班上一个女生叫王秀兰，她家的自留地在村东北角，浇地用辘轳摇井水。她说：“老师，俺爸说了，等攒够钱，就在地里扣个大棚，冬天种黄瓜。”那年是1985年，塑料大棚刚兴起来。后来她家真扣了棚，九十年代还在大棚里种反季草莓，卖到一块五一斤。

芝罘屯的土质黏，适合种葱。村里人习惯在田埂上点几垄大葱，不为卖，自家卷煎饼吃。我吃过一回，葱白又脆又辣，配着农家酱，是真解馋。

小沙埠和大沙埠，沙土地里刨食

两个村挨着，中间隔条排涝沟。小沙埠在西，大沙埠在东。名字虽带“大”，小沙埠人口反倒多些，1980年有三百多户。沙土地漏水，种庄稼费劲，但适合种花生和地瓜。

大沙埠村口有口老井，井台是青石的，被井绳磨出好几道深槽。我常在那打水洗手，冬天井水温乎，夏天冰凉。井边有棵歪脖柳树，树下常年坐着几个下象棋的老头。

这两个村的孩子，裤兜里总揣着炒花生。课间他们分着吃，咬得嘎嘣响。我没收过好几回，不是不让吃，是怕他们上课偷吃卡嗓子。现在想想，那花生是自己家长沙子里种出来的，格外香。

六个“福”字村，后改的名

福成、福茂、福临、福安、福兴、福庆、福泰——这七个村原本叫“河北”、“河南”、“桥东”、“桥西”之类的土名。1966年统一改成带“福”字的吉祥名。老人们不习惯，至今去镇上办事，报的还是老名。

福泰村在最后头，挨着北边的盐碱地。那片地白花花泛碱，薄荷草都长不旺。村里人就在碱地边挖池塘养罗非鱼，水咸，鱼反倒长得快。我吃过一回福泰村炖的罗非鱼，肉紧实，带点土腥气，配着大料和酱炖，压住了。

福兴村有个老磨坊，石头碾子用了四十多年。1988年磨坊关了，改成了小卖部，卖烟酒糖茶。碾子没拉走，就立在院子里，孩子们当滑梯爬。我每次路过都看见碾盘上落着灰，但没人清，留个念想。

十二个村的娃，现在去哪了

2010年我最后一次按老名单挨个村走，已经找不全了。东口、西口拆成了幸福新城工地，围挡上写着“打造滨海新区”。小沙埠姓姜的那户人家，搬进了六层楼的安置房，腌虾酱的大缸送给了博物馆。芝罘屯的王秀兰，去北京帮着闺女带孩子。福泰村的老磨坊，连同那盘碾子，拆房时压碎了。

可我那个蓝皮本上，每个村名后面还写着当年的学生人数、家长姓名、种什么庄稼。有一页记着：“东口村，13名学生，家长多数赶海，2户养鸡。”翻到最后，是我自己写的字——“十二个村，一个不少。”

前些天我又去了一趟幸福河入海口。东口桥还在，桥头立着块新碑，写了村史。碑上说，东口村自明末建村，曾叫“东套子”。我蹲在碑前看了好一会儿，起身时裤脚沾了泥。潮水正在涨，漫过老桥墩的水痕，比往年高了。

远处工地上，塔吊在转。路口修鞋摊的师傅认出了我，他是福临村人，现在住安置小区，还是把摊子支在这，说“离老地方近”。我问他还数不数得清十二个村名，他伸出带顶针的手，一个一个掰着数，数到第六个“福茂”时，停下来笑：“末了末了，还是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