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三官庙村站街的在什么地方｜城中村傍晚的理发店与修补摊
我是在西三环边上的公交站下的车。问路时，卖烤红薯的老汉往东一指：“三官庙村？早拆了大半，剩些自建房在后面巷子里。”顺着他指的方向走，穿过一片围挡，看见几棵老槐树，树底下堆着拆迁留下的砖块。村口的门楼还在，水泥抹的，顶上长草，贴着两张褪色的租房广告。
你要找的“站街的”，在三官庙村不是指人，是指那条街面。村里人管沿街摆摊做活儿的叫“站街营生”，修鞋、配钥匙、收废品、裁裤边，都在街边支个摊。年纪大点的村民说，这话用了快二十年了，后来年轻人不懂，当成了别的意思。我把这茬记下，沿着主街往里走，路面是水泥的，裂了缝，缝里长着灰灰菜。
从村口到老戏台，走了四十分钟
下午四点半光景，街上人不多。一家门脸房外头挂了十几个衣裳撑子，红红绿绿的，风一吹就打转。门里坐个中年女人，手捏着针，正在缀一件工作服的袖口。我蹲下假意看摊子上的纽扣盒子，问她：“这条街上的摊都挪哪去了？”她头也不抬：“能挪哪去？老样子，该五点出摊的出摊，该七点收的收。我又不挪，地是自己的。”
她说话时，一个穿外卖服的小伙子骑电动车过去，轧过一块松动的水泥板，哐当一声。女人皱了下眉，嘟囔了一句听不清的话。
再往东走，才是“站街”的正段。街两侧是七八十年代盖的砖混楼，外墙刷过白灰，雨水冲出一条条黄印子。楼顶上搭着铁皮棚，有的养狗，有的堆蜂窝煤。巷口第一间屋子门开着，黑乎乎的，门口摆一张木桌，桌上放一台老式缝纫机，头是蝴蝶牌的，商标磨得快看不见了。桌边靠着一块木牌，写着“修鞋补胎换拉链”几个毛笔字，字脚下有一行小字，被泥点子糊了。
老周和他的折叠椅
桌子后面坐个老头，大概七十多岁，穿一件洗白的蓝布中山装，胸前的口袋别着两支圆珠笔。他就是老周，村里人说，他在这儿干了二十多年。他把手里的鞋底翻来覆去看了两遍，才拿起锥子沿着边线扎孔，扎三针，穿一次线，速度不快，手上极稳。
我问他还接不接活。他指指桌角压着的一张纸，上面用铅笔画着本周的取件名单：“周三，李师傅的黑布鞋，后跟磨偏。周五，门房的雨鞋，开胶半寸。明天给城南快递站修三个骑手的卸货手套。”他歇了口气说：“站街不是站在这发呆，是有活就接，没活就坐着看人来。”
他指了指对面的路灯杆子，杆子上钉着一块生了锈的铁牌子，写着“三官庙村便民服务点”。“以前这个牌子底下排过队，修鞋的、开锁的、磨刀的、收废品的，一人占一块地。现在剩我还坐着，剪裤脚的那家挪到二楼上去了——她腿不好，不能多站。”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手里的锥子始终没停。
夜里七点，红灯笼和热锅气
天黑下来，真正的“站街”才热闹。各家门口亮起白炽灯，也有两三家挂红灯笼，是杂货铺兼卖烤面筋和炸串的。一根竹签上穿四块面筋，刷酱，撒孜然，三块钱。摊主是个四十来岁穿围裙的男人，围裙口袋上印着某某啤酒厂的字，印得歪了。
他一边翻串一边跟我说：“你问‘站街的在什么地方’？就这一截，从老戏台遗址那根石条到东头的公厕，约莫二百米。以前公厕门口还有修手表的，南头补鞋，北头配钥匙，中间卖蜂窝煤。现在只剩我这一个热乎的摊了。”他拿铁夹子往炉膛里添了块煤，火星子窜起来。
我数了一下，这个时段，这条街上一共亮着十四盏灯，其中十盏是普通白灯，两盏红灯笼，两盏节能灯泡——一盏很亮，亮得不舒服；一盏昏暗，连自己的门牌都照不见。
老周后来收摊，收拾那台蝴蝶牌缝纫机时，从缝纫机抽屉里抖出一卷布头，颜色看不出本来的样子。他把卷着的布头松开，里头裹着一根干了的枣树条，和一片褐色的、像是什么证书撕下的角。
我往回走的时候，在老槐树底下又碰见那个卖烤红薯的老汉。他已经收工，蹲在地上用铁钩子够一个瘪了的易拉罐。他看见我，问：“寻着了？”我说寻着了，他说：“嗯，明天记得早点去，七点半老周才出摊，八点城管就来转一趟。”我从他面前走过，身后传来他用铁钩子敲易拉罐沿口的丁零声，敲三下，停一下，像是给什么打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