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鸡窝最出名的三个地方｜一处消失在堤坝外的低矮砖房
十月的赣北，天亮得迟。我骑车从老城门洞穿出去，沿着浔阳江堤往东走。堤外的滩地还笼着薄雾，几个挑着竹筐的菜农擦着我肩膀过去，筐里是带泥的萝卜和霜打的青菜。拐过一处塌了半边的龙王庙，李大爷正蹲在庙前的石墩上卷烟，他指了指远处一排低矮的灰砖房，说：“你要找的鸡窝，八十年代这一带叫三里街。”
三里街的窝棚与水泥池
三里街不是一条街，是一条沟。现在沟上有几块预制板搭着，下面还剩半指深的绿水。三十年前这里住着十三户养鸡的人家，鸡窝就用红砖垒在沟边的斜坡上，顶上是枯稻草压的石棉瓦。遇到吹南风的日子，沟底翻上来的气味和鸡粪混在一起，隔着五十步就能闻到。
李大爷当年养过二百只红羽鸡。他指给我看沟北沿第三间房子，门口捣水泥的槽子还在——那是他1982年亲手打的窝架。槽子里嵌着半截生锈的剪嘴钳，是用来给鸡雏开喙的。那时候圈鸡不去卫生院，全凭自家一把火钳和半瓶碘酒，烫烂的喙很快能硬成青铜色。养到冬至前，鸡在窝里憋足了油，收购的人一上手就知道肉紧不紧。他蹲下来，用烟头指了指一块发白的石头：“当年这石头上放六个竹筛，雏鸡破壳的头三天全睡这里。”石头下面压着一只白胶底布鞋，水浸了一年又一年，胶底变了土色。
再往东走三十步，一处窝顶彻底坍塌了，木梁斜插在泥里。墙根处露出半圈干涸的水泥台架，台架上留下凹圆的印子——是固定食盆的。我还看到一只青花模样的粗碗碎片嵌在土缝里，碗底朝着天可读，那是九江柴桑窑七十年代出的“饲粮斗”。旁边竖着一根大拇指粗的铁钉，正好钉在楔眼的孔里。有人告诉李大爷，这窝后来因为修堤，两头都被土埋严了，只剩下最后这道墙面。
白水湖的新窝与下水的门道
告别三里街，往南骑车二十分钟就是白水湖巷。这里所谓“鸡窝”成了地名，早没人养鸡。巷子里五户人家把原来的鸡舍改成堆放蜂窝煤、杂货的小棚。我问起哪三个地方最出名，巷口修拉链的孙婶放下手里的锁边机——她倒是痛快：“除了三里街，就是楼下坡的菜社厩。再一处呢？再一处年轻人不知道了。”
她说的“楼下坡”在检察院宿舍后院，离江岸堤不到百米。今年雨水大，墙沿挂出一道水痕。坡脚下的菜社宿，实际是一排6间连体的石棉瓦顶屋，早养兔养鹌鹑，后挂的“扬州芦铺”，改了营生。“但我公公留有早年养鸡的材料。”她从鸡笼般棚后翻出一个铁皮饼干盒，打开从中摸出一页皱纸。是1996年手抄的一份“九江鸡窝饲育手账”——清晰记着一个口诀：春湿不着蛋，夏井沿刷白，秋日屋中央挂竹篾除晕。
眼下笼底的旧家具晒出长粗的菌褶。右边第一床石灰质储槽像遗地里一块白色的骨头。真正出名的原因在楼顶天台上——一排五孔砖砌出的排雨檐台，完全拿废弃的锅底、无底米的铝笸箩搭的。到了2013年后这里住满租客，只在最凹的墙角还剩零担旧土，上面看得见几株马齿苋自主生着，根部有当年碎掉的米粒渣，壳壳颜色还能看得出来端倪。镇上清理河道前加垫过坝板，每逢汛期前的水葫芦围得严严实实。
“窝的气口要绑干篙，篙头上要剩三根须”。孙婶读到这句停了半刻，“那年夏天换煤气的人揭开木板看过，中间方顶上还横着一根纸卷的铁莲蓬。”也许这正是江边人精明的一点底帐——让西风过身板，白露再避南霞。
滨江庄栏尾的笋壳檐
沿着电厂排水口走的最后一趟，是最不起眼的三号地方：滨江庄停伙塘。本地常在此附近施工和夜间排水巡察的叫阿邢的更警。他一直驻在集装箱看台上，机夜里唯一的亮到早的灯是闸口的四分之一屏指示灯。
阿邢在电力巡办二十三年。他说，滨江庄不种菜也好，无田可亩，“鸡窝”只在几个口径大的看堰箱内藏着三户，等秋天割了南货再没上去。“那里靠船修的汰影间垒砖，墙根放的两个胎壳套进去的滚筒箱还装满风化碎石的甏，是最早2016年固浆掉槽子翻新的结果。”
那些箱体的上部搭满冬青藤和竹帘的台板，用手一揪就会从缝里抽出来一束淡灰燕麦杆捆绑的木捆。“鹌鹑毛最要捡。”“垫笼就用冬麦扁秆。”——泥墙底，剩一字。顶天够贴着旧胎条摘下来一把风干的碎细笋青。有一扇窗还留着当年钉窗棂的那排剪过头的锥孔和一枚螺片，掉颗落在盆板的铁洞中，风一吹井边纱网上折泛半褐色的水面波动。
临走的时候，阿邢告诉我在场长的凳子上去搭着双灰橡胶套鞋。掀一双帘只看里面果然贴着胶布垫底的两截吸顶凹槽均留有轮引的轧花茬，擦过一个眼看到的是一张小双行账页：“二月数。沙鸡仔 420。鸡实 24”。后面被某拉线的画成那截栏桩纹的数字，掐到末尾已难以辨认，又滑断进了一层极渣透明的胶痕迹里。指刮一下，就带下更深面的些黑棉青泥。
回堤上骑车时，雾完全散了，塘清里倒着几匾稀白的阳光，刚灌下去的堰底下沿伸出十二孔的雨栅和篾的影子。而三个原来的底板架大概再不会有禽类住回去，只有旧岗板上某一点吸水的深凹陷仍正被一片将满未满荒水洇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