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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十大城中村排名｜从望仙桥到青甸湖的行走见闻

我拎着旧帆布包，包里放着一把卷尺、一台老式尼康相机，还有半包没抽完的利群。这天的计划是从城北的望仙桥村开始，一路往南，把常听人念叨的十个村子走一遍。说是“绍兴十大城中村排名”，其实没什么官方文件，全是拆迁办的老朋友老周在酒桌上跟我排的——按他的说法，得看地段、看老屋密度、看村民手里的算盘珠子怎么响。

早上七点半，望仙桥村口的早餐摊刚支起来。油条在锅里翻了个身，老板娘用夹子拨弄着，头也不抬：“你拍那个老台门啊？上个月台风刮掉半堵墙，村里用彩条布蒙着呢。”我掀开布帘往里瞧，青石板缝里长满车前草，一口井的辘轳还在，绳子上打了三个结——打结是记号，村里人说井枯了三年了。老周把这村排第十，理由是“还剩两成原住民，过两年也就通了地铁”。

九点半到罗门畈。这片儿我熟，年轻时在这里修过三年自行车。当年那棵苦楝树还在，树皮上密密麻麻刻着“1987”“1996”之类的年份，最底下还有一个“2003——拆迁办别走”。但2015年这里真的划入城中村改造名单，挂牌“罗门畈社区第一网格”。我在树下遇到刘师傅，他正蹲着修电动车，眼睛从老花镜上沿看我：“排第九？那是去年第三季度的事。现在村里八个网格拆了五个，剩下三个是文物点，动不得。”他指了指后面一排木结构二层楼，瓦片上长了瓦松——房梁上钉着“绍兴市历史建筑保护名录”的铁牌，编号026。老周说得对，这地方拆不动，只能排第九。

穿过人民东路往西拐，中午十二点整，我到了皋埠老街的节点——敬敷村。没具体标号，因为敬敷村和相邻的东湖村、仁渎村在规划图上常被合并叫“皋埠城中村组团”。老周在酒桌上划拉筷子：“这三村相邻，跟连体兄弟似的，排名没法拆开。但要说地段，敬敷最值钱。小学、卫生院、农贸市场都在一公里里面，村口那棵老樟树底下每天下午坐一排老太太择菜，芹菜根往青石板上摔，抽抽打打的。”我走过去，果然如此。一个穿藏蓝布衫的婆婆递给我一把小凳子：“你找哪个？老花镜家的？他不在，去镇上交电费了。”

吃过一碗咸菜肉丝面，下午两点到达蔡家江村，老周排第七。这村有个特点——服装加工作坊密集，沿河两岸全是低矮厂房，缝纫机的声音哒哒哒从窗户里漏出来。墙上喷着“消防通道严禁堆物”的白字，下面却堆着几捆涤纶布。村委门口的公示栏贴着租金公示表：一间临路店面，年租金从2018年的两万四涨到去年的四万一。我没往深处走，因为一条黄狗趴在过道中央，尾巴缓慢地扫着水泥地，像扫走了一层灰。

三点半赶到西堰村（第六名）。这里的河埠头修得整齐，倒映着天光。老周说西堰村是“厂村融合的样板”，村里面板厂和菜地交错，工人们下班就下地浇水。我碰到板材厂的一个姓郑的师傅，他正拿着塑料桶往菜畦上泼水，鞋上全是泥：“住这十几年了，房租便宜，就是上班路上要在厂区里绕三个弯。”他指着远处几幢六层楼房：“那是新安置房，明年交钥匙。到时候这排老砖房就拆了，听说要修绿化带。”

四点后，我坐公交去城西南的青甸湖村（第四名）。公交站牌已经改名“青甸湖站·未来社区”，改造围挡上贴了张效果图——玻璃幕墙和连廊，画得跟科幻电影似的。围挡里面，村民老邱正往三轮车上装旧门窗，他说：“拆的都是我姨婆家的房子，木窗框挺完整，拿去卖给收废品的，三十块钱一扇。”我问他排名靠不靠谱，他一挥手：“靠什么谱，我外甥的丈人就是评估组的，说看户型，不看村名。”路旁一棵泡桐正落花，淡紫色的花朵落在他的车斗里，混着铁钉和木屑。

傍晚五点四十，到了老周排第三的快阁村。快阁在鉴湖边上，出名的是那座清代的“快阁书屋”，但书屋里藏着好几家做黄酒曲的小作坊。空气里是麦子发酵的酸味，混着河水的腥气。我站在一座石桥中间往下看，水面上漂浮着几截菜叶和一只塑料拖鞋。桥头卖黄酒的老太太用小竹杯请我尝了一口自酿的米酒，品名就叫“快阁村一号”，标签是手写的，笔迹朝右边歪：

“要是早二十年，这村能排第一。可惜河道清了淤，台门修了新，老味淡了。”

等我赶到城南的任家塔村（第二名），天已经擦黑。村里的出租房亮起灯，电瓶车在巷子里穿梭。任家塔村是城乡公交的终点，也是劳务市场的晚间集散地。一碗麻辣烫的摊子前站着七八个人，围着厨师看锅里的热气，没人说话。墙角的旧鞋匠正收摊，他把所有钉子倒进铁盒的那一刻，声音在巷子里回响了好几秒。我问他这村往年的名次，他摇头：“我们不做这个排名。你要看，就看村里最老的那口井旁边的石阶，被磨得发白的石头，至少过了两百年了。”

最后一个村子是府山街道的猫儿桥村，老周排第一。理由是它在环城河内，地势高，往年大水漫堤时它从来没有淹过。我八点左右走进去，发现村里的老墙和写字楼只隔了一条甬道，墙上的青苔湿漉漉的，反射着对面酒店霓虹灯的紫红色光。桥边的亭子里，两个老人下象棋，旁边一个板凳上放着一大袋青菜。我问其中一个老人：“这村能排第一，您觉得呢？”他眼皮没抬，伸手把卒推过河界：

“排吧。我在这儿住了六十年，青石块底下压着的气管和自来水管，就是我年轻时和工友们一根根摆进去的。”

我走出猫儿桥村的时候，九点刚过。路灯下的青石板路还泛着湿气，一辆洒水车正经过，水花溅到亭子边的垃圾桶上，有一片广玉兰的叶子落在车牌号上，被水冲走了。帆布包里的卷尺一直没派上用场，但尼康相机拍了三十二张。手机响了一下，老周发来短信：“明天班子又研究拆改排序了，你要不要再来？我带你去见从房屋征收办退休的老孙，他有一本1998年的台账。”

我还没有回复。巷口那只黄狗换了个姿势，头枕着前爪，看着我。它不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