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丰镇站街的鸡在哪里｜三轮车夫指了条岔路
我最后一次去湖丰镇，是前年腊月二十七。镇东头老供销社墙根下，那个卖烤红薯的哑巴还在，他用铁钳敲了敲炉沿，朝北边一条土路努了努嘴。我顺着他指的方向走了两百米，只看见三排空鸡笼搁在废弃的轧花厂门口，铁皮上锈出了洞，几根白羽毛粘在干泥巴里。
你要问湖丰镇站街的鸡在哪里，我老实告诉你：不在了。不是躲起来了，是彻底散了。零几年那阵子，镇子西边国道拐弯处确实热闹过，大巴车一停，下来的人先不找旅馆，先往那片水泥电线杆子底下钻。那时候一只芦花鸡十五块，乌骨鸡贵些，要二十五，都是本地人用蛇皮袋拎来卖的，鸡爪子上的泥还新鲜得很。
从摸黑灌鸡蛋到天亮数毛票
我修了二十来年自行车，补胎摊子就在那排电线杆对面。看得最清楚。每天清早五点半，摩托车灯一晃一晃地过来，后座上绑着竹筐，里头塞满鸡。卖鸡的女人裹着军绿色棉袄，围巾把脸勒到只剩眼睛，蹲在路灯下头，手里攥一把玉米粒，时不时往地上撒两颗——不是喂鸡，是招人的。车一停，她立刻站起来，掀开筐盖，让买家伸手进去摸鸡胸脯上的肉厚不厚。
那些年站街的鸡分两类。一类是家里养不起的散鸡，脊背薄，肋骨凸，买家掂一掂就嫌弃。另一类是专门从湖丰镇后面的水库边上收来的走地鸡，脚杆细长，冠子红得发紫，这一种抢手，往往不用站过九点就卖干净。我补过一辆装鸡的三轮车胎，车主跟我说，光冬天三个月，光靠这路段的鸡生意，够他给儿子交一学期住宿费再加两套棉被钱。
电线杆子底下的规矩
站街不是乱站。有讲究。头一根电线杆靠厕所，腥气重，鸡容易蔫，没人占。第二根到第四根是黄金位置，正对着路口，车拐弯必减速。第五根往后就差了，被土坡挡住视线。卖鸡的人为抢第三根杆子，半夜三点就骑电动车来占位，车灯不开，怕吵醒旁边住户，只有鸡在筐里咕咕地闷叫。那声音混着柴油机的尾气味，我到现在都记得。
有个姓周的老太婆，七十岁了，不卖鸡，专给卖家递热茶。她跟我说，湖丰镇站街的鸡，最划算的是下午四点那批，因为鸡贩子收工前急着清笼，一斤能便宜两块到三块。她让我学精点，想买就掐着这个钟点去。我笑了笑，没告诉她我根本不买菜，我的摊位后头堆着三十多条旧内胎，不需要鸡。
竹筐换成了塑料筐，筐绳子断了
转折出现在高铁开工那年，2015年秋天。测量队来了，在国道边上钉了一排木桩，圈了红线。卖鸡的人开始被撵，今天赶东边，明天赶西边，最后全撵到轧花厂废弃的空场里。那地方实在不成样子，风大，灰重，鸡抓地没两分钟，鸡冠子就蒙一层土。买家要掀开筐盖细看，一掀，灰扑面，看什么都糊，生意垮了一半。再往后，不允许活禽上市的政策条文下来，站街的鸡就彻底没了影，不是被收走，是没人敢来卖了。
哑巴的烤红薯摊子是从2016年开始支起来的。他本来帮媳妇卖鸡，媳妇得病去了，他就改行烤红薯，烤炉是原来给鸡苗保温用的电热箱改的，拆了隔层，塞进铁丝网，红砖垫底，火门往下挪了一截。烤出来的红薯皮焦里糯，比县城超市那个电烤箱好得多。
他把炉沿敲得叮当响的第三遍，我从轧花厂门口走回来，问他还记不记得那些鸡。他点头，从棉袄内口袋里摸出一张塑料封皮的收据本，翻到某一页，上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写了一行字——“3号筐，收走地鸡八只，共六十二斤，每斤十七元”。底下签名破了个洞，看不清名字。他指了指那个洞，又指了指自己。我不确定意思是说他以前就是那个签字的人，还是说那个洞是他弄破的。他很快把本子收回去了。
那天傍晚最后一班大巴开过，扬起的灰落在那些空鸡笼上。哑巴收摊时，用火钳夹出一块烤软了的红薯，掰成两半，一半放自己嘴边，一半扔给了轧花厂墙角的野猫。野猫闻了闻，没吃。走了两步，又回头来，蹲在原地，望着那条土路的方向——跟哑巴敲炉沿时指的方向一样，路的尽头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压实的黄泥地，上面有几道车轮印，歪歪扭扭，深浅各异，像那些拉饲料进来的三轮车，又像拉着空筐离开的那些三轮车，终究是同一种胎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