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什么村打工人最多｜一张旧车票牵出的劳务乡
我手里攥着这张2007年的漳州至深圳西的硬座票，票价写着五十四块五，蓝黑色的墨迹晕开了半截“深”字，背面还用圆珠笔涂着一行小字：“阿坤家，三月初九，深圳龙华汽车站接。”票面折痕处起了毛边，像被反复揉搓过很多次。这不是我的票，是我在漳州天宝镇路边一个旧货摊上收来的，夹在一本旧电话簿里。电话簿扉页上写着“墨溪村劳务服务站”，翻开来，密密麻麻记着人名和手机号码，多数是139开头的深圳号、东莞号，还有几个上海号。
因为这张票，我跑了墨溪村三趟。村口卖豆花的阿婆认得出我，她拿铁勺敲着碗沿说：“你问打工哪个村多？墨溪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你手上那本电话簿，就是前些年村委会代写代寄用的，每年春运后，一摞一摞的，都写着‘漳州什么村打工人最多——墨溪村’。”阿婆的豆花摊边上，立着一块褪色的木质告示板，上头还钉着2005年的一则通知：为方便外出务工人员子女办理留守证明，每周二、周五下午集中盖章。钉子的位置已经生锈，用手一碰就掉漆皮。
墨溪村的打工人多到哪种地步？村东头那棵老榕树底下，常年摆着三张塑料凳，一张是修车的老黄的，一张是做卤面的老蔡的，另一张空着，说是留给一个叫“阿美”的女人。阿美在东莞厚街的鞋厂干了十二年，每年只回来两次，一次是清明，一次是春节。榕树的气根垂下来，挡着半块墙，墙上用白漆刷着“墨溪—厚街”的货运班车电话，字迹被雨水冲得只剩下一个“厚”字和一个“1”。老黄告诉我，那辆班车最早是私人的中巴，后来换成了十九座的小巴，再后来改成“赣C”牌照的大货车，每周五傍晚从村口发车，连人带货一起走。车上坐的，十有八九是墨溪本村人，有去电子厂做插件的女工，有去建筑队绑钢筋的男工，还有才十六七岁的，提着蛇皮袋就去学贴瓷砖。
我翻那本电话簿时，看到最后一页写着一笔账：“2007年3月28日，代收汇款，黄永辉寄回8500元，转交其母，落款日期写错，重新填了一张。”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永辉在龙华富士康，班里同村的有七个。”这笔账用的是蓝黑墨水，但“8500”的“8”字上头，用红笔补了一个对勾。阿婆说，那几年村里信用社每到月中，窗口排队排到门外的甘蔗地里，都是等汇款单到账的老人家。汇款单上的地址，写得最多的就是“深圳市龙华区东环二路”，那是富士康厂区的门口。墨溪村的李姓年轻人，最多的聚集地就是那里的流水线，冬天测“蓝思科技”视窗玻璃的厚度，夏天在CCD检测机前检修摄像头模组，一干就是十二个小时。村里人管这种情况叫“打苹果工”，因为那两年订单紧俏，厂里加班多，月薪能拿到四千五。
我又问老蔡，村里人去得第二多的地方是哪里。他边捞卤面边说，第二多的是漳州本地的“灿坤工业园”，就在角美，离墨溪村也就三十公里，但住厂里的人少，都是早上去晚上回。真正算得上“打工人多”的，还得是珠三角。老蔡用筷子点着桌面上的面粉印子说：“墨溪这个村，你在深圳龙华随便拦一辆摩的，讲閩南话，十有八九是老乡。”他说的是实话。我后来在深圳龙华鹊山路口确实遇见过一个跑摩的的中年人，他车架上绑着一根自己削的竹杖，说是从墨溪带出来的，用来挑东西。他从兜里掏出一张卡片，上面印着“墨溪同乡会·深圳分会”，底下联络人的手机号，前头写的正是九零年出生的“阿坤”。
一张旧票根引出的具体坐标
那张车票背面阿坤的名字，我试着打过电话，是空号。但旧货摊老板却给我讲了一个细节：“阿坤后来不在龙华了，他去了惠州大亚湾的石化区，做管道保温工，一天三百五。他走的时候，把这张票根夹在电话簿里，是因为那天晚上他第一次去深圳，兜里只有二百块钱，下了车就跟着同村人吃了碗猪脚饭，花了十二块。剩下的一百八十八，他攥在手心攥出了汗，不敢花，等第二天在厂门口填招工表时，手心里全是湿的。”老板翻着电话簿又说，这里头记电话的人，有超过一半在2012年之后把号码尾数换成了“0”或者“6”，因为网约车司机要买好含“8”的靓号拉客，可墨溪人大多换个号就回了工地或流水线，根本用不着那些花样。
从电话簿上头记的“外出人数登记”来看，墨溪村最多的时候，全村登记在册的劳动力大概有六百多人外出打工，其中进厂当普工的最多，其次是在建筑工地上做木工和钢筋工，再其次是做餐厅服务员的。在2008年前后，村里召开过一次返乡动员会，会上表态说“明年用工荒，老家有厂子要开工”，结果到会报名的只有十七个人，剩下的人都在电话里回了一句：“等等看，明年市场不明朗。”那次动员会的会议记录本我也找到了，翻到最后一页，写着一行铅笔字：“摸底：东莞实有188人，深圳实有211人，厦门实有96人，其他（含泉州、福州、长三角）97人，合计592人。预留潜力岗位40个。”铅笔字旁边用红笔划了两道线，下头还补了一行：“漳州什么村打工人最多，统计口径请按村委会盖章为准。”这本记录本没有封面，内页的纸泛着黄，边角被虫蛀了三个洞。
村口的电话亭与保温杯
墨溪村的村口，现在立着一根崭新的中国移动信号杆，底下还留着一个铁的IC卡电话亭，外壳掉了漆，听筒用麻绳绑在支架上，防止被风吹走。电话亭的玻璃窗上，贴着一张2016年的小广告：“修手表、换电池、配钥匙，联系电话…”后面被人撕掉了一截，只剩“138”三个数字。老黄说，这个电话亭用了十五年，以前每周日晚八点，最挤的时候排队排到十几个，全是打给外地子女的。“现在没有人用了，有手机了。但是你看，”他用扳手指了指电话亭下面一个水泥台子上放着的保温杯，“那是前年他儿子从东莞带回来的，做工不错，内胆是不锈钢的。打工人回来，不带别的，爱带这种实惠物件。”保温杯外壳印着“立讯精密·员工宿舍放行条领取处”的痕迹，边沿磨得发亮。
我在墨溪村待了两天，收了两本旧账本、一沓汇款单存根，还有那张车票。临走时，阿婆叫住我，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颗薄荷糖。“你下次再来，要是看到村口那棵榕树挂红绳子，就再来豆花摊找我，那天是有人从东莞回来了。挂白绳子，就是又走了。”她没说这样的事多久发生一次。我把那颗薄荷糖含在嘴里，看到村道尽头有一辆河北牌照的大卡车停在田埂边，驾驶室窗户开着，里面伸出一只用红绳子系着的后视镜挂件——一枚塑料材质的平安符，上面印着“晋江市陈埭镇某某鞋材厂”，字迹正被南风吹得轻轻转圈。旁边田垄上蹲着两个妇人，一个在接电话，一个用铁夹子把晾衣绳上的工装外套重新夹紧。那件工装外套的领口内侧，缝着一块布条，绣的字被洗衣粉磨损得只剩半边，依稀是“漳州墨溪，李”几个字。我走远了，回头看，那位接电话的妇人突然追上来几步，又停住，回头冲着田埂那头喊了一句闽南话，我没听清，只看见她手里攥着一沓红色汇款单，单子上的日期，写着下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