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宏新村花街搬哪去了｜老邻居打听新去处
上礼拜在菜场门口碰见以前住二楼的王阿姨，她拽着我袖子就问：“江宏新村花街搬哪去了？我孙子要买那种一块钱三根的自动铅笔，跑过去扑了个空。”我答不上来，心里也嘀咕。那条街拆了有三年，可每回走到老位置，脚底还像记得路似的往南拐。今天吃过午饭，我揣着老花镜和一张旧门牌，打算沿路问问，把这事弄个明白。
花街不在江宏新村里头，是贴着小区东墙外头的那条背街。从1987年新村第一批楼房交付起，那儿就有摆摊的。起初是卖些针头线脑、搪瓷盆、的确良布头，后来慢慢攒出几家固定铺面——修鞋的老陈、配钥匙的瘸腿刘、卖学生文具的“小文书店”。再往后，卖花的、卖金鱼的、卖竹编鸟笼的也挤进来，街名就这么叫开了。说是花街，其实东西杂得很，早上有豆浆油条，中午有凉皮凉面，傍晚下班的工人顺路买把韭菜、拎两条鲫鱼回去。
我先跑到老位置。新盖的银灰色写字楼把整条街吞了，底商是一家连锁药店和一家房产中介，卷帘门都拉着，玻璃上贴着“招租”的A4纸。蹲在台阶上抽烟的保安告诉我，施工队撤走以后就剩这模样。
“你知道那些摆摊的挪哪去了不？”我问。
他弹了弹烟灰：“有几位去了北边三里地的便民疏导点，铝合金棚子，每户一个月交四百管理费。卖花的嘛……”他想了半根烟的工夫，“好像有个老吴，搬到老汽车站那边的花鸟市场去了。”
谢过他，我坐25路公交车往老汽车站赶。车厢里人不多，一个穿校服的女孩抱着两盆绿萝，塑料盆边沿还贴着“花街”的红标签。我指着标签问她，她说这是上周跟她妈去花鸟市场买的，说是从老花街迁过去的店，老板认得账本上的老顾客。
卖的是白掌和绿萝，我拿批发价。我妈说以前在花街买过一把富贵竹，三块五，插在盐水瓶里活了两年。
花鸟市场不大，占地约半个足球场的铁皮大棚。进门左边第二家，门头上钉着块旧木板，油漆蹭得斑驳，隐约认得出“花街吴记”四个字。老吴正蹲在地上给发财树换盆，裤腿上沾着泥，见我来，抬了抬草帽：“哟，这不是新村那边退休的张老师嘛。”
我递了根烟给他。他用手背擦擦汗，指着棚顶漏下来的一束光说：“那会儿在花街，就是顶上搭着石棉瓦，下大雨的时候漏水滴到兰花盆里，反而长得精神。现在这棚子不漏雨了，可春秋天的风也没有了。”
他转身指了指墙角一架旧板车：“原来拉花用的。搬家那天，我用它往返拉了十一趟，板上拴着尼龙绳，垫的麻袋片还是你老伴以前塞给我的，让她拿回去也没拿。”
我问他花街那些修鞋、配钥匙的邻居呢。
老吴说修鞋的老陈干到2021年就干不动了，回安徽老家带孙子。配钥匙的瘸腿刘转行在小区门口卖鸡蛋灌饼。小文书店的老板娘去了东门菜市场楼上的文化用品区，还是卖文具，但顺带代收快递。
说完他自己先笑了：“各有各的活法。”
我借他的小马扎坐下，掏出随身带的硬皮本——封面烫着“先进工作者”的黄字，那还是1993年学校发的——记下几个新位置。正写着，一辆货车停在棚外，下来个中年汉子搬卸货，纸箱上印着“君子兰”“墨兰”“蝴蝶兰”。老吴迎上去点货，回头对我喊了一嗓子：“下礼拜办兰花展，有从福建拉来的建兰，你要有空，抱一盆回去替你那君子兰做个伴儿。”
我没应声，只是把本子合上，揣进兜里。站起来的时候，膝盖里咯噔响了一声。刚要迈步，老吴又叫住我，从围裙口袋里摸出个小塑料包：“你以前托我带的麦冬草籽，我多留了一包，荫凉处种，别晒大太阳。”
我攥着那包草籽往外走。花鸟市场的顶棚泛着铁锈的暗红色，阳光从侧面斜进来，把摊位上的一排金桔照得透亮。市场出口的电子屏上滚动着明天的温度预报，底下有只虎皮猫卧在保安的大腿上，尾巴尖一垂一垂地晃，正搭在“花街引导示意图”的牌子边上，那张图是手画的，红箭头终点写着三个字：请回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