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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陈家坪交易城妹妹｜一封回信里的旧事

老李：

信收到了。你说前阵子路过陈家坪，看见交易城外面那排梧桐树砍了半截，心里空落落的。我懂那个感觉。我在那片跑了十几年，闭着眼都能画出从石桥铺到交易城的公交线。你问我还记不记得那个妹妹，怎么会不记得。你信里写“她后来到底怎样了”，这问题压了我好几年，今天就给你从头捋一遍。

交易城的晌午，和她那只塑料凳

那是2008年秋天的事。陈家坪交易城最闹热的时候，从早上六点起，三轮车、扁担、纸箱就堵得水泄不通。你我都晓得，那里卖的是五金、日用、电器，还有一批批从下湾来的小百货摊子。你说的那个妹妹，姓什么我确实不晓得，大家都叫她“小妹”，因为她守的那爿摊子实在小，只有一张钢丝床，铺满彩色塑料拖鞋和尼龙袜子。

我记得她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红格子罩衣，袖口挽到胳膊肘，头发用黑皮筋捆得紧紧的，露出一截白净的后颈。她不像旁边那些大声吆喝的贩子，她就坐在一只红色塑料矮凳上看书。那本书皱巴巴的，卷了边，封面是绿色，像什么作文选或者故事会。中午太阳毒，她就把摊子底下的纸壳抽出来遮光，歪着头，一页一页翻得极慢。

交易城棚顶的铁皮被雨打得哐哐响时，她就往走道中间挪凳子，躲那片漏水的滴答声。有人来买拖鞋，她先放下书，站起来，两只手把鞋码齐整。

“五块一双，十块三双，都是软底，走远路不磨脚。”她说这话时声音细，像怕吵着谁。

那会儿我不跑社会新闻，主要跑市场口粮价和菜篮子，但每天路过必看她一眼。不为别的，就为她那股跟交易城格格不入的静。**

一封送出去的信，和一台旧收音机

熟起来是在那年冬天。一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蹲在她摊前，非要拿一张五十元假钞买袜子。她找不开，那人就骂她“乡巴佬”。我正好蹲在旁边小摊剥橘子，站起来说了句“有事找市场办”，那男人才骂骂咧咧走了。她递给我一个橘子，说是她妈从老家带来卖的，卖剩的。我摆手说不要，她硬塞进我自行车筐里。

后来我才知道，她跟着堂姐来交易城帮工，晚上就睡在市场西门的仓库隔间里，里面堆着成捆的塑料袋和塑料盆，冬天冷得跺脚。她最大的念想是给甘肃老家的弟弟攒学费。她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一直没忘：

“我弟考上高中了，我就算在这城里的铁皮下面站十年，也值。”

那年春节前，她跟我要了一张市里职业学校的招生简章。她初中没读完，想学个会计，又怕学费太贵。我帮她写了一封咨询信，贴了邮票寄出去，地址是她口述的，写的是“重庆市石桥铺玉灵洞巷××号”的转交内容，我一直没等到回信，但她从那以后见我就笑得多一点，偶尔塞给我几个枇杷或者半包怪味胡豆。她的红色塑料凳旁边多了台旧收音机，灰蓝色壳子，天线断了一截，她说是收摊时从垃圾堆里捡的，还能收到音乐频道的歌，比如那首翻来覆去播的《荷塘月色》。

春天过后，她叫什么名字，我也没来得及问

第二年开春，交易城说要整治占道经营，一层摊位全部重新划线。她那张钢丝床被挪到靠垃圾站的角落，人流量少了三成。她也不急，照样搬塑料凳，把书换成了一本《会计基础》，上面用圆珠笔写满密密麻麻的标注。

我最后一次见她，是那年三月阴雨天。她站在交易城西门口，背着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包上印着“安全生产”四个红字，手里提着那只红色塑料凳。她说堂姐回老家嫁人，她也要换个地方，去南岸一个电子厂试试。我问她叫什么名字，以后好打听，她低头笑了一下：

“啥名字嘛。你以后再路过交易城，见到坐红凳子看书的人，就是我了。”

她走之后，交易城翻修过两次，铁皮棚顶换了彩钢瓦，走道铺了水泥，那个漏水的位置再也找不到了。我后来去采访过几回，见过新的摊主，卖手机膜的、卖充电宝的，小板凳换成折叠马扎，每个人都在低头刷手机，没人看纸书。你问我说不清楚那妹妹到底去了哪，但如果你老李哪天去南岸那边逛厂区，留意一下工人宿舍楼下，有没有人拿一只旧红塑料凳垫脚晾衣服——如果有，替我喊一声“小妹”，看看她回不回头。

回信别打听了，我档案袋里还夹着当年那封没寄出去的咨询信草稿，上边她的名字一栏，画了一只歪歪扭扭的拖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