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平约到优质学生炮｜旧书票里翻出八三年的夏天
我姓周，住临平北大街的邮电局宿舍，退休六年。上礼拜收拾阁楼，从一摞《收获》杂志里抖出张蓝色纸片——是1983年7月12日的县图书馆借书票，票根上写着《高等数学解题方法》，借书人签名潦草，但认得出来，是朱建国。
提起朱建国，现在五十岁往下的人没几个知道。当年他在临平中学教物理，戴副白框眼镜，骑一辆二八大杠，车铃铛永远比别人的响。那年我在工农街开修车铺，他每个礼拜三下午准来打气，打完气不急着走，蹲在铺子门口跟我聊两句。
一条轮胎印引出来的事
八三年暑假热得邪乎。七月十二号那天，朱建国来打气，车后座上夹着那条蓝布书包，拉链半开着，露出本书角。我递给他水壶，他摆摆手，问我：“周师傅，你认得城南中学的刘老师吗？教音乐的。”
我说认得，刘桂芳嘛，她爸在屠宰场上班。朱建国点点头，没再说话，骑车往东走了。第二天他再来，车胎气足足的，但书包换了帆布的。我随口问：“借的书还了？”他说：“嗯，换了两本乐理。”
那年代临平镇上学生多，有中专有高中，暑假里结伴去图书馆自习的不少。朱建国没结婚，住教工宿舍，屋里连台电扇都没有，靠窗摆张书桌。他每周去图书馆三趟，固定借数理化，偶尔带一本《人民音乐》。图书馆管借阅的是我外甥女小芳，她有一次跟我说：“周叔，朱老师借书都快把架子翻遍了，还问有没有《和声学》。”
八月头的一天，我去城南送轮胎，路过中学门口，看见朱建国和刘桂芳站在法国梧桐底下。刘桂芳手里拿个搪瓷碗，装着半碗杨梅。朱建国掏出手帕垫在自行车后座上，让她坐。两人往临平山方向去，车不骑，推着走。
票根背面有人写了字
我翻过那张借书票，背面有人拿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周三下午三点，老地方。”笔迹不是朱建国的，他的字往右斜，这几个字方方正正的，像刻出来的。我拿给老伴看，她眯着眼瞅半天，说：“这倒像是刘桂芳的字——她在小学代课时批作业，就是这种一笔一画。”
那年秋天，朱建国调去塘栖中学，走之前把一摞书寄存在我铺子里，说：“周师傅，这些你留着垫轮胎用吧。”我翻开看，有《普通物理学》《解析几何》，全是借书票上那几本。最底下压着本笔记本，硬壳布的，翻开第二页夹着张黑白照片——是临平山上的旧凉亭，刘桂芳坐在栏杆上笑，朱建国站在旁边，扶着车把。
后来刘桂芳嫁到余杭镇，我再没见过她。前年她退休，回临平买白菜碰见我，还问：“朱老师那箱书还在你那儿吗？”我说在，她说：“当年约好去省图书馆听讲座的，票都买好了，他调走得太急。”
她说的票是两张省图书馆的入场券，压在那本《音乐欣赏手册》里。券上印着“1983年9月3日下午2:30”，副券没撕，整整齐齐夹在第87页。
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
我外孙今年上大一，暑假来我这儿住，看我把旧书翻出来晒太阳，问我：“外公，这票是干嘛的？”我说是借书票，他撇嘴：“连个二维码都没有。”我说那年头借书就是拿着签个字，哪来的码。
他说他们现在约学习搭子都在App上聊，我说我们当年就是写纸条，夹在书里传。他从手机上抬起头：“那不效率太低了吗？”我想了想：“效率是低，可一张票能记三十年。你现在刷一天，能记住几条？”
他把手机扣在桌上，没吭声。
太阳晒得那摞《收获》杂志卷了边，我从书堆里又抽出一张借书票——1990年的，借的是《家用电器维修入门》，借书人名字我不认识，但票背上印着临平镇文化站的章。这些票我一共收着四十来张，都夹在旧杂志里当书签。
刘桂芳后来托人带过话，说那两张讲座票她一直留着，压在衣柜的樟木箱底。朱建国去年没了，塘栖那边的人说他走前把旧讲义都捐给了学校图书馆。
那把二八大杠的钥匙圈还在我工具箱里，上面拴着个铜铃，按下去还是叮当响。上礼拜我骑车去临平山，凉亭还在，栏杆换成水泥的了。坐了一会儿，想到那天梧桐树底下，杨梅碗是白色搪瓷的，边上磕掉一小块漆，露出黑铁皮。这碗我不记得后来谁收走了，但肯定不是朱建国——他那天穿的白衬衫，兜里干干净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