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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火车站小按摩店|出站口右拐第三间门脸,捏了二十年肩膀

“哎,你听说了吗?老赵那间店,上礼拜让消防查了一回。”李姐把菜篮子往地上一搁,压低了嗓子。

“哪个老赵?”我正蹲在站前广场的花坛边上啃一根老冰棍,冰棍水顺着指缝往下淌。

“就出站口右边,厕所隔壁那间小按摩店,门头上挂着‘舒筋堂’三个字,红底白字都褪成粉色的那家。”

“哦——那间啊!”我把冰棍棍儿一扔,“我前天还看见他媳妇在门口择韭菜呢。消防查啥?他那屋里就两张折叠床,一个电风扇,还能着火?”

“说是插排上插了仨充电器,还有一个电热毯的插头,冬天没拔。线路老化了,胶皮都裂着口子。”李姐比划着,“你说他干这行二十年,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上心?”

济宁火车站小按摩店,说小是真小。老赵那间屋子,我量过,从门口到后墙,五步半。摆两张床,中间留一条过道,人侧着身子才能过去。墙上挂着一面镜子,镜框是塑料的,右下角磕掉一块,露出里面白花花的衬纸。靠着门口有个木头柜子,三层,顶层放红花油和膏药,中间搁着一条叠得整整齐齐的蓝白条毛巾,底层塞着电风扇和暖水瓶。

老赵本人,五十多岁,个子不高,手劲儿大得出奇。他原先在国棉厂上班,厂子倒闭那年,他花了两百块钱去学了半个月推拿,回来就租了这间门脸。那时候出站口还没修天桥,广场上全是卖煎饼和茶叶蛋的三轮车。他第一天开张,来了个扛着蛇皮袋的老头,说坐了一夜硬座,脖子转不动了。老赵给他捏了二十分钟,收了五块钱。老头站起来,晃了晃脑袋,又掏出五块钱拍在柜台上:“再捏十分钟。”

就靠这一手,他在这儿扎了根。

这门手艺的规矩

老赵干活有自己的讲究。不管多累,他每天早晨七点开门,先用湿抹布把两张床擦一遍,再拿烧开的自来水烫毛巾。毛巾就三条,轮换着用,每天用肥皂搓一遍,晾在门口的晾衣绳上。有熟客笑话他:“老赵,你这毛巾比我家床单还干净。”他头也不抬:“手艺人吃饭的家什,脏了没人来。”

他那双手,我仔细看过。指节粗大,虎口处有一层厚茧,手背上青筋鼓着,像老树的根。但落点到人的肩膀上,又轻又稳。他给人按脖子,先用手掌整个罩住后颈,慢慢焐热了,再用拇指顺着颈椎两侧往下推。碰上肩颈僵得像木板的,他会先用肘尖压住肩井穴,停一会儿,等肌肉自己松开,再往下捋。

“按摩不是使蛮力,”他跟我说过,“你得先跟那块的肉商量好,它愿意松了,你才动。”

这话听着玄,但在他手下待过的人都知道,老赵从来不给人按得龇牙咧嘴。他按完,你站起来,脑子是清的,肩膀是轻的,就想出去喝碗糁汤。

店里的常客与过客

来这间店的人,什么都有。有刚下火车的外地人,拖着行李箱,进来问能不能按按脚,老赵就指指床:“躺下,鞋脱了。”有附近工地的工人,中午歇工,满身灰地进来,往床上一趴,二十分钟鼾声就起来了。老赵也不叫醒他,按完了,拿条薄毯给他搭上,等他睡醒自己起来付钱。

还有一位,是住在铁路宿舍的张老师,六十多岁了,每周三下午准来。她腰不好,年轻时候在纺织厂站了三十年。老赵给她按腰,从来不提钱,她就每次带点东西来——有时候是两个烧饼,有时候是一兜子自己腌的咸菜。老赵收了,也不说谢。有一回张老师带来一盒茶叶,说是她儿子从杭州寄来的,老赵泡了一壶,喝了一口,皱着眉说:“不如咱这儿的茉莉花茶。”张老师气得拿包砸他,他在屋里躲着笑。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站前广场改造过三次,先是修了地下通道,后来又把公交站挪了位置,再后来广场上不许摆摊了,卖煎饼的三轮车都去了背街。周边的店铺换了一茬又一茬,卖手机贴膜的、卖烤肠的、开便利店的,来了又走。只有老赵这间小按摩店,一直杵在出站口右拐那个位置,像颗钉在墙上的钉子。

去年冬天最冷那几天,我去他店里取暖。他正给一个年轻小伙子按腿,那小伙子说是打篮球崴了脚踝,肿得像个馒头。老赵一边揉一边说:“你这得歇两天,别急着上场。”小伙子哼哼唧唧地应着。屋里电暖器开着,暖烘烘的,混着一股红花油和汗味儿。柜台上放着一台老式收音机,正放着评书,单田芳的《白眉大侠》,说到徐良在破庙里遇见了房书安。

我坐在床沿上,看着老赵的背影。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旧毛衣,领口都磨得起球了。他手上的动作没停,嘴里还接着评书的话茬儿:“这房书安啊,本事不大,就是命好,总有人帮他。”小伙子不知道房书安是谁,也没接话,屋里就剩评书的声儿和窗外的风声。

那回消防检查之后

消防那事后来怎么处理的?老赵把旧插排扔了,换了个新的,带开关的。墙上也重新走了线,用白色的线槽钉得整整齐齐。他媳妇还买了个灭火器,红色的,放在柜子旁边,特别显眼。老赵嫌碍事,想挪到床底下去,他媳妇不让:“就放那儿,谁进来都能看见,咱也显得正规。”

老赵拗不过她,就由着那灭火器立在那儿。过了几天,有个常来的熟客看见了,打趣他:“老赵,你这儿升级了?都配上消防器材了。”老赵一边给人按着脖子,一边回嘴:“那是,我这店虽然小,该有的都得有。你别看这灭火器不起眼,真有事儿,它管用。”

那熟客又说:“你干脆再装个摄像头,更安全。”老赵摆摆手:“装那玩意儿干啥?我这儿又不丢东西。再说了,人家来我这儿是放松的,你头顶上怼个摄像头,谁心里能踏实?”

前几天我又路过那儿,看见老赵正蹲在门口,拿个小螺丝刀修他那台收音机。收音机里呲呲啦啦的,调了半天,终于传出一个清晰的声儿,是卖药酒的广告。他直起腰,把收音机搁在柜台上,回身看见我,也没说话,就冲我点了点头。我问他:“今儿生意咋样?”他说:“还行,上午来了仨。”然后他指了指那台新插排:“这个,带USB口的,我闺女给我买的,说以后手机充电方便。”

他闺女在青岛上班,一年回来两趟。柜台上除了收音机,还多了一张照片,是去年过年拍的,老赵两口子站在店门口,他闺女搂着他俩的肩膀,三个人都笑着。照片用相框装起来了,搁在红花油旁边,边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他没有去擦那层灰,就让它那么落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