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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县晚上站大街｜路灯下的旧码头与夜宵摊

老伙计，先回你问的那桩事

你信里问的「临高县晚上站大街」，我琢磨了好几天。咱们那会儿在临高中学读书，晚自习下课后，谁没在文明路上站过几回？不是闲逛，是等新华书店隔壁那家音像店放完最后一盘磁带。老板姓符，瘦高个，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九点半准时把卷帘门拉下一半，人站在门槛上，朝街对面的茶店喊一声：“阿六，收摊咯！”

那时候的临高县，晚上站在大街上，能闻到三种味道：咸鱼干的腥气、柴油机的尾气、还有国营糖厂飘来的焦糖味。糖厂在城北，锅炉房的红光把半边天染成暗橘色。我们站在路灯底下，脚边是水泥电线杆，杆子上贴满手写的“通厕所”和“补习班”纸条，风一吹，哗啦啦响，像谁在翻一本旧挂历。

站街的规矩，写在水泥台阶上

你问我具体怎么个站法？临高话管这叫“困街”——不是困觉的困，是“待着不走”的意思。文化宫门口那三级水泥台阶，夏天被太阳晒得发烫，晚上坐上去还温温的。我们一人占一级，臀下垫半张《海南日报》，报纸是邮局老陈隔天送的，他骑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车尾架绑着绿色帆布袋，路过时总丢下一句：“又站街？明天有台风，莫忘了收衣服。”

台阶对面是临江路的老码头，晚上九点后渡船停了，铁链锁在石墩上，江风从河面扑过来，带着水草的腥味。站街的人分几拨：

• 学生党：我们几个，兜里揣着五毛钱的甘蔗汁，吸管是塑料的，咬扁了也不舍得扔
• 搬运工：白天卸化肥的，光膀子蹲在电线杆下，数当天的工票，一张一毛，数完叠整齐夹进草帽里
• 华侨家属：穿的确良衬衫，站得笔直，等香港或新加坡来的信，邮差十天半月才来一趟

有一回，我和阿勇站到夜里十点半，碰到糖厂下夜班的女工。她们穿统一的灰布工装，戴白帽子，三三两两从小路拐出来，嘴里哼着《万水千山总是情》。阿勇紧张得把甘蔗汁洒了一裤腿，那成了他后来一个星期的谈资——当然，他不敢上去说话，只是站在黑影里，看着她们走过路灯，走进更深的巷子。

站出来的副产：夜宵摊与电报局

站大街站久了，自然有人来兜生意。先是卖米粉的老罗，推一辆木板车，车上架着煤炉，铁锅里咕嘟着猪骨汤。他晚上十点准时出现在路灯下，车把上挂一盏马灯，玻璃罩擦得锃亮，光晕把米粉摊照成一个小舞台。一碗粉二两，五毛钱，加酸菜不要钱，加个卤蛋多两毛。老罗收钱用竹筒，筒口封着铁丝网，硬币丢进去叮当响，他眼皮都不抬，只管捞粉——那双手被蒸汽泡得发白，指节粗大像老树根。

站到后来，我发现“站大街”其实是个信息集散地。谁家渔船在北部湾触了礁，谁家儿子考上海南师专，谁家媳妇生了对双胞胎，全是在路灯下传开的。电报局的钟表铺挨着文化宫，九点半拉下铁栅栏，但门缝里漏出一线光，那是老师傅在给挂钟上油。他耳朵背，总把收音机开得震天响，我们站在外面，能听见评书里的岳飞在喊“直捣黄龙”。有回我探头往门缝里看，老师傅正好抬头，朝我摆摆手，又指指墙上——那上面挂着一排停摆的闹钟，全是等着换发条的。

时间段	站街主力	标配物件
晚上7-8点	下班的店员、邮差	油纸包、搪瓷杯
晚上8-10点	学生、华侨家属	课本、信封、甘蔗汁
晚上10点后	夜班工人、打更人	手电筒、铝饭盒

后来，路灯换了，站法也变了

九五年我离开临高去省城，临走前夜又去文明路站了一回。路灯从白炽灯换成了钠灯，黄澄澄的，照得人脸像抹了蜂蜜。音像店早关了，老罗的米粉摊搬进了铁皮棚，挂上了“临高粉王”的招牌。台阶被水泥抹平了，文化宫改成了网吧，门口站着的学生不嚼甘蔗汁，改叼着香烟，手指在裤兜里飞快地按手机——那会儿手机还没普及，按的可能是电子表。

去年清明回去，码头对面立了块石碑，写着“老城旧址”。晚上七点，路灯准时亮，但站街的人少了。两个穿校服的女孩蹲在台阶上写作业，书包摊在地上，文具盒是铁皮的，掉了一颗磁铁扣。我问她们怎么不回家写，其中一个抬头，用标准普通话答：“这里信号好，能连到楼上的Wi-Fi。”她说完又低头，笔尖沙沙的——那声音，和二十年前我们抄作业的动静一模一样。

我望着码头的渡船，铁链新换的，油光锃亮。江风还是那个江风，只是水腥味淡了，多了股塑料漂浮物的味道。她俩写完了，把书包甩上肩膀，沿着江边走远了。路灯在她们身后拉出两道长影子，一颠一颠的，像两只麻雀在觅食。我忽然想起好久以前，符老板拉卷帘门之前总要回头看一眼街上——他说这是在数当天的“人流”，“站街的人少了，说明大家都回家了，阿六的茶也就凉了”。茶店阿六去年已经不在了，他儿子卖了铺面，去海口开了快餐店。

我临走时，最后看了一眼那三级台阶——水泥面上刻着一道道铅笔划痕，大概是计量站的孩子们跳格子用的。划痕深深浅浅，像这条街自己写下的日记。渡船的铁链轻轻晃了一下，或许是哪条夜航的船靠了岸。我没回头，口袋里装着老罗米粉摊新腌的酸菜，塑料袋系着疙瘩，透出一股熟悉的辣味。明天早上，我打算自己煮碗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