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骚群｜一张收据牵出的水塔维修会
我在县档案馆的废纸堆里翻到一张1998年的收据，纸质发脆，边缘被虫蛀出花纹。抬头上印着“红旗路百货商店劳保用品专柜”，货名栏用圆珠笔写着“棉纱手套12双，合计18元”，底下盖着“城关镇东街居委会”的红色圆章。这不起眼的物件，却让我想起那年夏天东街尽头那座老水塔旁，一群退休工人自发组织的“聊骚群”——不是闲聊胡侃，是聊水泵、聊管道、聊水压的“设备检修互助会”。
收据背面有用铅笔画的简易草图，线条歪扭，标注着阀门位置。我认得这是王师傅的手笔。王师傅是县化肥厂退下来的机修工，1996年厂子改制后，他习惯每天早晨到水塔下坐一阵，抽烟，看表，听水流声。日子长了，别的厂的退休工人也围过来，老钳工张守义，五金店老板周国强，还有粮站开过货车的赵大个。起初各说各的闲话，有天水管工老刘路过，嘟囔一句“塔底阀门去年锈死的垫圈，现在还没人换”。这一句话，把几个人聚成了群。
东街水塔的老病根
那座水塔建于1973年，是筒仓式结构，塔身水泥剥落处露出生锈的钢筋。负责供水的机泵房在塔基南侧，两台老式离心泵，一台运转，一台备用。1998年春汛过后，东街二楼以上的住户反复反映水压不稳，三楼水龙头夜里只淌线丝般的水流。居委会拿不出维修预算，图纸也不知道失落在谁手里。
这群“聊骚群”的成员却行动起来。赵大个从报废农机上拆下一根铜管，周国强贡献了自家店里的麻丝和生料带，王师傅戴着那张收据买来的棉纱手套，用长柄扳手拧开了阀门井的盖板。井里有半尺深的泥浆，气味像发酵的豆饼。张守义举着手电筒弯腰探看，发现闸板阀的阀杆已经弯了，启闭不灵。
张守义在井边喊："里面螺纹都磨平了，得配个新的阀杆。明天我带游标卡尺来量尺寸。"王师傅吐掉烟屁股，回他一句："量归量，四号楼的支管锈穿的事，谁去申请换管？"
这句呛声换来一阵轰笑。有人从塑料袋里掏出半瓶烧酒，轮流抿一口，算是把分工定下来。
那阵子东街每个门栋的黑板上，都贴过这个群贴出的油印通知：请各户在周二晚八点关闭卫生间给水阀门，配合检查。通知末尾署名是几个手写的姓氏，没有公章。有人照办，有人忘记，水塔检修那天下午，三楼东户的老太太正在洗菜，水突然从龙头里发出嘶哑的吐气声，接着喷出一股黄褐色的浊水。她端着搪瓷盆去楼下喊：“水出来是有颜色的！你们这群人管不管？”王师傅戴着那双脏纱手套，从井口探出半个身子：“管，管就是才放开排淤水口。您看这水质，我们正在放呢。”
焊花与账单
检修持续了三个周末。第一个周日，他们从粮食局借来一台旧电焊机，赵大个在塔身背风面焊补了两道裂纹。他焊工活糙，焊条点起时火星溅到周国强的袖口，灼出一个小小的洞。周国强低头看一眼，没吭声，只把烟盒递过去。第二个周日，张守义用自制的简易铰丝机给新阀杆车出螺纹，中径误差勉强控制在两分之一毫米以内。他们把换下的旧闸板拿到周国强的店里清洗，上面凝着几层水锈，厚得像鱼鳞。
这期间，那台旧水泵的机械密封开始漏滴。王师傅说：“密封圈早该换了，我家里有一盒库存的氟橡胶圈，但直径大两毫米，装前得用砂纸打磨。”于是众人围在店门口的水泥台上，你一下我一下，轮流磨圈。砂轮转动时产生的橡胶气味，飘进旁边录像厅的门帘里，放映员探出头来问：“谁家熬胶？”又缩回去继续放《英雄本色》。
到第三个周六，水压恢复的傍晚，东街的住户送来三瓶啤酒和半包花生米。居委会会计后来特批了一笔三十元的劳务补贴，给的是粮票抵扣券，这些人没有收。收据上那张18元的手套票，就是周国强垫付的，他拿发票回来时，王师傅正蹲在塔基上抽烟，说：“你去报掉，不然明年的纱手套可没着落。”
冷却的塔身
入冬后，水塔的自动控制柜因老化二次短路，那次是真需要专业电工了。这个群不再声称能修，他们托人从农电所请来一位倒班的青工，姓柳，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用万能表测了半小时，拆下保险盒里的铝丝，换成细铜丝。他收拾工具时，王师傅递过去一张纸，是手绘的电容接线示意图。“留作参考。”青工点点头，塞进兜里。
次年春天，老水塔停用，新泵房从东街迁到两里外的河道边的加压站。塔身空下来，水位的刻度尺还在，漆成红蓝两色。有个傍晚我路过，看见王师傅独自坐在塔底台阶上，身边是一捆旧棉纱手套，洗过，晾干以后有些发硬。他大概知道我翻过档案，指了指我手里的文件夹，“那些纸片，还有草图，别当废品处理了。”我点头，他又望向塔顶露出的一截排气管，风从管口吹过，发出轻轻的嗡鸣。
我后来在另一堆图书馆旧物里翻出一本“城关镇居民消费指南”，内页夹着一张钢笔字条：
“阀门内径90mm，丝口间距4牙/英寸。王。”
想来是那个群的只言片语，随水流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