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巷子｜一张退色的电车月票把我拉回1987

那张月票夹在我爸的旧《毛泽东选集》里，红色塑料壳磨得发白，照片上的人脸只剩一个轮廓。票面印着“广州市第一公共汽车公司”，有效期是1987年6月。我翻到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小字：“解放中路站，落雨，阿婆畀咗把伞我。”

那年我爸二十三岁，从汕头来广州顶职，在越秀区北京路附近的一家五金厂当学徒。他住的地方叫仰忠街，是一条连着高第街的窄巷，宽不到两米，两边骑楼的屋檐几乎要碰在一起。晴天巷子里晾满竹竿，白衬衫、蓝工衣、花底裤在头顶飘成一片；雨天就糟糕，青石板滑得能当镜子照，屋檐滴水像断了线的珠帘。

我爸说，他第一次走仰忠街，差点被一辆载满布匹的三轮车撞进墙角的痰盂里。踩车的阿婆喊他：“后生仔，行边啲啦！”他愣在原地，完全听不懂粤语。后来他在巷口的肠粉店坐了半个钟，看老板娘从蒸屉里拉出一张莹白的粉皮，浇上豉油，撒一把葱花，那香味让他决定留下来。

一张月票的路线图

月票正面印着两条红线，代表电车线路。我爸每天六点半起床，从仰忠街走到解放中路的电车站，坐101路去工业大道上班。他跟我说过，那趟车最挤的时候，前门塞进去三个人，后门就弹出一个人的鞋。售票员阿姨拿着木夹子，大声喊“买票买票”，声音能从车头传到车尾。

“后来我买了月票，不用每次掏零钱。”他把月票举到灯下给我看，“但你知唔知，呢张月票仲有个好处？”

“落雨的时候，电车玻璃全是雾水，我唔使睇站牌，就望月票后边嗰行字，记住解放中路，就唔会坐过站。”

他说的那场雨，是6月14日。广州的龙舟水来得凶，他下班时暴雨淹到小腿肚，解放中路站台挤满了人。一个阿婆没带伞，头顶着一块塑料布，站在水中央不敢动。我爸把伞递过去，阿婆摆手说唔使，推让了三次，最后接过伞，从口袋里摸出一颗话梅糖塞给他。

“那颗糖咸酸酸，我含到到站都未食完。”

仰忠街不是一条出名的巷子，但它连通着高第街的小商品市场和北京路的商铺。白天卖服装、袜子、纽扣的摊子一路摆到巷口；傍晚收摊后，巷子又变成食街，炭火烤生蚝的烟从二楼窗户飘下来，混着煲仔饭的腊味香。

我爸那时工资四十八块半，房租十五块。他每天在巷口的“坚记”吃一碟五毛钱的斋肠粉，加豉油不要肉。月底没钱的时候，就买一块腐乳，配两碗白粥，蹲在门槛上喝。隔壁卖金鱼的陈伯见他瘦，常常端一碗老火汤过来，说是给他阿妈煲的，多出来了。

“陈伯个仔喺香港，寄咗好多腊肠嚟。”我爸模仿陈伯的语调，“佢话，后生仔，食饱先有气力追女仔。”

后来我爸追到了我妈。她是巷尾裁缝店的学徒，每天坐在缝纫机前，头也不抬。我爸假装问路，拿着那张月票走到店门口，说“请问去大新路点行？”她抬头看他一眼，用普通话说：“你把月票拿反了。”他低头一看，果然反了，脸刷地红到脖子。

1987年12月31日，公交公司换新票制，旧月票作废。我爸舍不得扔，把它夹进书里。他说那天晚上，他特意坐了最后一班101路电车，从起点坐到终点，再坐回来。车厢里没几个人，窗外骑楼的电灯一盏盏熄灭，他数着站名，好像要把这座城市的路都记住。

电车经过解放路口时，他看到仰忠街的巷口，陈伯的金鱼摊刚收好，在灯下抽一根烟。肠粉店的铁闸拉下一半，老板娘坐在小凳上数钱。雨已经停了，青石板映着路灯的光，像一条流动的水银。

那张月票现在还在我的书桌抽屉里。红塑料壳褪成了粉白色，照片上的爸留着长发，眼神有点傻。我偶尔拿出来，会闻到一股淡淡的霉味，混着陈伯老火汤的陈皮香，还有那年夏天，解放中路上那把没还的伞。

仰忠街前几年列入旧城改造，部分骑楼拆了，改成统一的灰色墙面。肠粉店搬到了两公里外的商场里，老板娘换了三代人。只有巷口那棵细叶榕还在，根须垂到地上，落了厚厚一层叶子。

前阵子我路过，看见一个穿校服的女生蹲在树下，拿着一张新的羊城通卡，对着夕阳翻来覆去地看。她没有月票，也不知道雨天的解放中路，曾经有个阿婆站在水中央，等一把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