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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民哪条街小组多一些｜老城居民小组密度田野走访

富民县城不大，南北向的主街叫永定街，东西向的则以环城路为界。我花了三天时间，沿着永定街、文昌路、菜市巷、北门坡几条老街道走了一遍，专门数沿街墙根贴的“居民小组通知”和“小组长告示”。结论先放这：文昌路沿线的居民小组最多，从街头到街尾，一共数到十一个小组的公示牌，比永定街多出四个，比菜市巷多出六个。

第一天上午九点，我从永定街南口的水泥桥头起走。桥头石栏杆上刷着“跃进桥”三个红字，漆皮掉了大半。桥东第一家是修自行车的摊子，姓杨的老师傅正用改锥撬外胎。我问他，这条街小组多不多。他头也没抬，拿改锥指了指墙上的一张粉红纸：“你自己数，这里是第三小组，往前走到老浴池那，挂的是第五小组的牌子。”我凑近看了那张粉红纸，是七月份通知各户交清淤费的，落款盖的是“富民镇永定街第三居民小组”的章，蓝印泥，边缘磨得发毛。

文昌路：小组公示牌的密度

从永定街拐进文昌路，路面窄了一半，两边的梧桐树把日光筛成碎末。这条路有意思的事在于，几乎每隔五十米就有一处墙根贴新的公告，各种公示换着红纸、白纸、黄纸来写。电线杆上钉铁皮牌，铁皮漆成深绿色，上面白字写着“第六小组防火责任区”，底下跟着一排小小的人名和手机号。

走过“宝秀理发店”，一扇老式推拉玻璃门。店主姓毕，五十多岁，正在给一个老人剪头。我问毕师傅，文昌路是不是全城小组最多的街。他手里的推子没停，声音压过噪音：“不只是全城，应该是全县。邮电局、粮管所、老医院宿舍，全在这一条线上，单位家属院一个院子就是一个小小组。原来分小组是按片区管的，每三十几户就要提一个小组长出来。”说完，他用毛刷扫着老人后颈，又补了一句：“老医院那片，光门牌就从2号排到54号，被分成了四组。”

可对比的数据

我专门掏出一个红色硬皮笔记本，把我看到的登记了一下。

街道	居民小组公示牌数量	共用的通知贴栏	墙面性质
文昌路	11	6处，多为焊接铁架	混合砖墙、门柱
永定街	7	3处，均为刷漆木牌	桥礅、店外墙
菜市巷	6	2处，一处是旧黑板	卷帘门旁、石灰墙面
北门坡	5	2处，水泥抹面的牌子	坡道侧壁

表格里差的数字还没算店铺抽屉里私存的，但光是能用眼睛看到的，文昌路上确实一家挨着一家的门脸都罩在不走形的旧规矩里。这些公示牌可不是装饰品。我在文昌路尾巴上的烟草宿舍门口碰到刘组长，她正拎着一塑料袋饭盒，给几户老人送去。她把手边的晒衣竹竿按亮给我看，竹竿上用油漆写着自己写的“7组”两个字。她告诉我，平时邻居存修钥匙、换煤气管、疏导消防通道，最后都会靠着组里安排人来办。

“老院子拆掉了两栋，还是这样数不过来。你按街道一个一个抓，不算小组，算的人自己家里的事情就绑回到这。”刘组长说完就往门洞里的幽暗里走了，竹竿留在原处在墙皮上轻轻抖。

站在她走了那条小巷口，我发现不到六十米的短的窄弄里还有两扇齐整的杉木门，门后透出隐隐的打字机嗒嗒声。那种声音跟橡胶轮胎碾过水洼一样让人听得见，像打印户口单的老打字机还没退休。

小组招牌下的人

李文路，不叫这个真名，是在第八小组告示栏下修拉链和配钥匙的师傅，手肘搁在一只矮矮的木匣上，木匣四角包了一层铁皮。他抬头跟我说起下午的这一带的小组坐班情况：“星期四第三组的会议室开着，其它大多数下午杂费缴齐、地方在文书耳朵边喊个嗓子就成了。你们所谓的找一条街其实没用。”

他说得我不十分解得开，索性我回住的那间旅社问了前台的姑娘。她住北门坡，第二天清早她丈夫骑摩托坐盘绕带来我去看了北门坡上的“第四小组老年人活动点”，是一间挂挂历和废旧棋盘的老俱乐部，整个俱乐部只有一个木板做的报架。走过报架旁的教室耳房，我见到一墙都透风露天的奖状，从一九九九年开始逐张贴了三面墙，纸张因为年代久早已变成草黄色。就在这间屋里，早上八点已经有三四十岁带闹表的老工人和没带闹表穿灰中山装的男人搬动十几把面面相对的硬板凳。

南头第八组的告示贴栏下，有一把倒放的塑料提桶。我翻看了提桶上粘着一角黄色的“本组房屋安全轮值表”，写了半面的字，名字那些位置全又涂掉了七个人。靠下的栏缝里还塞着上上星期日开费的账目手稿：

• 电费抄表费、楼道灯维护及保险绳：各家摊7元6毛
• 这个月上桶垃圾倾倒没人，保洁叫了三户却恰好帮付一趟
• 西宫院子里排污水管道绑了一圈透明塑胶片

除了这些走样的数字，底下一片空白。反正真正有用的算明白都装在妇女主任那只绿色帆布包里。

三日礼拜天的下午，我在文昌路的最后一道下坡路面见到收废报纸的板车，车上有厚厚的一捆油墨印烂的社区党务读本。当我问到另一条名不见经传的老街中半截入口有小道是家属区伸出的，那个收报纸的中年汉子拢了拢草帽带子，只是抬手指了一下那个方向。我走进去，越过三轮脚踏车高高低低挡住低檐的路面，又遇见一张长条凳。两个下象棋的老人看到既不好奇，也不提醒，叫我不如把头转到凳皮下压着一只档案袋，袋边有几寸的用红色的布芯铰成无数大小花的贴皱。剥开垂挂着模糊那块布条，我看见下方被厚灰带着细沫子的墙面还淡淡的砖形结构空隙上方塞得有许多一次性暗锁把长的另一叠粉红回执，没有写更细致了。我抬头才发现和路旁最高那个黑瓦檐剪影后面，二楼窗外晾着一条淡粉红工作袖套，好像是哪一个火电厂厂居委阿姨忘了收落下去的时光。

数过来最后第八组到我要离开的地点也只有这一段了，而这整个文昌路的长条影子的确是我沿城见过填不满的那些基层一线街墙本子层好多年一个清晰的残留标记。回来路上，到北门坡底下时候有一位做弹棉花的岁伯在慢腾腾弹一张挂着铜钱小纹案的旧褥垫，同时脚边拢着的布毛上掉着一块被拆剩的水泥胎码牌。我本想数一下那张牌，就在弯腰一瞬间他已拿灰帚掩到棉席旧深里面，让灰沉落进一组日晒干的深缝里。现在只有那么些落定的干刨上的窟窿还没有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