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州鸡窝主人最后去哪了｜收摊后她给我留了把钥匙
老陈：
你问的那个柳州鸡窝主人，我昨天刚在谷埠街菜市碰见她。你看，这事说来也怪，我寻了她快三年，最后倒是在卖酸嘢的摊子前撞上的。她正弯腰给人称腌萝卜，抬头看见我，先是一愣，后来就笑了，说：“老板娘，你那把钥匙我还留着呢。”
钥匙是2008年秋天她塞给我的。那时候我铺子在柳邕路一栋老居民楼底下，卖日用杂货，隔壁就是她开的鸡窝——别想歪，就是正经卖活鸡的棚子。铁皮搭的，半人高，门上挂块三合板，写着“土鸡放养”，旁边用粉笔标价格。她姓覃，柳州话讲“覃”跟“寻”一个音，我老打趣说她这姓好，丢啥都能找回来。她蹲在鸡笼旁边给鸡剪脚趾甲，头也不抬：“找回来有啥用，该走的还是走。”
那年冬天她突然要搬。头天晚上十点多，她敲我铺子的卷帘门，手里拎着个蛇皮袋，袋口露出两只鸡脚。她说回娘家住几天，鸡棚的东西先放我这儿。我接过袋子，她又从裤兜里摸出一把黄铜钥匙，磨得发亮，拴着根红棉线：“要是有人来问，你就说我去来宾了。”
钥匙串上还有个小铜铃铛，一晃就响。我问她鸡棚怎么办，她说：“关了呗。现在小区不让养活禽，城管来贴过三回条子。我儿子考上柳州高中了，我要去陪读，在学校旁边租个单间，煤气罐得自己扛上楼。”
她把钥匙放在我柜台上，走的时候那串鸡毛掸子晃了晃。我追出去两步，看她骑着一辆女式摩托车，后座绑着铺盖卷，尾灯在巷口闪了几下就没了。
之后确实有人来找过。第一个是送鸡饲料的老头，蹬三轮车来的，问我她去哪了，说她还欠着两袋玉米面的钱。第二个是穿城管制服的小伙子，拿着本子登记，说她那棚子要拆了，让她回来领材料费。第三个是个瘦高男人，自称是她表哥，问鸡窝钥匙的事。我都没给，只有她儿子——一个戴黑框眼镜的男孩，背着书包站在铁皮棚前发愣，我把红棉线钥匙亮给他看，他摇摇头：“我妈说不上锁也行，这棚子铁皮都不值钱。”
日子飞快，我的铺子也关了门，转去做家政中介。那把钥匙我放在抽屉最底下，跟过期的发票挤在一起。有时候收拾抽屉摸到它，铃铛响一声，我就想到覃姐蹲在鸡笼边的样子——她总穿一双军绿色胶鞋，鞋帮子上沾着鸡粪，手里攥着把剪刀，给鸡剪指甲的时候嘴里念叨：“进城了也得讲规矩，脚趾头太长走不稳。”
再见到她，是在谷埠街菜市场卖酸嘢的摊子前。她胖了些，头发剪短了，耳朵上多了对金耳环。酸嘢摊上摆着芒果、木瓜、萝卜，玻璃罐里泡着辣椒水。她儿子今年大学毕业了，在南宁做测绘，柳州的老房子卖了，换成河西那边的电梯房。我提起那把钥匙，她去裤兜里摸——摸出来一串钥匙，起码二十把，用铁环穿着，叮叮当当像风铃。
“你家的钥匙在这儿呢”，她拣出那把带红棉线的，棉线已经洗得发白，“去年搬家翻出来的，想着哪天给你送回去，一忙就忘了。”
我说你怎么把酸嘢摊开在这了，鸡窝也不管了。她用竹签叉了块腌木瓜递给我：“鸡窝那地方现在是个快递驿站，每天下午堆满纸箱。我有时候路过，看见穿黄马甲的小哥在原来栅栏的地方弯腰搬货，就想起我当年蹲在那儿给鸡拌食。”
她后来儿子念书那几年，她白天在屏山大道一家螺蛳粉店帮工，晚上回出租屋数硬币，一块五块的攒着。她说那时候最怕的是儿子学校里开家长会，别的家长穿高跟鞋，她穿球鞋，裤脚上有时还沾着螺蛳汤的印子。
她没说她最后去哪了。她只问我铺子关了以后那些货架卖给了谁。
我拎着她给的腌萝卜往回走，那把黄铜钥匙在我口袋里硌着大腿。走到半路，铃铛又响了。我忽然想起她当年那辆摩托车尾灯消失在巷口的样子——也许她从来就没打算让我知道她去了哪，只是把钥匙留在我这儿，好让我记得她走的时候确实有地方可去。
那是星期二傍晚，菜市场收摊的广播响了三遍，她在水龙头下冲泡沫箱子，水流冲到不锈钢台面上，溅起几滴到我鞋尖。她关水，把抹布搭在架子上，钥匙串在她裤腰上晃荡。她说明天要去雒容镇批发新鲜木瓜，凌晨四点就得起床。
那把钥匙我后来还是塞回她摊前的玻璃罐底下了。她要是摊子收了，钥匙就一直埋在酸嘢汁里泡着，等着下一个找她的人把它捞出来。
老陈，你说这算不算有个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