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沙有站街的吗｜老城区街角那些等活计的人
老张：
来信收到。你问起“星沙有站街的吗”这句话，我是去年冬天翻县档案馆旧资料时，在一本1987年的《城建监察日志》里看见的。不是你想的那种意思，星沙这地方，三十年前是指长沙县老县城那几条石板街，如今早被高楼围成了洼地。当年那些站在街边的，大多是等泥木零工的匠人，兜里揣着瓦刀和灰铲。
那时节，从汽车东站下来，沿着北斗路往北走，三百米处有一棵老樟树。树下常年蹲着七八个穿迷彩服的汉子，脚边放着帆布工具包，锈迹斑斑的锯条从拉链缝隙里探出来。我认识的刘矮子就在那棵树下站了十一年，他说这叫“站街面”，哪家要补个漏、砌个灶，喊一声，生意就来了。
一条街的三张面孔
星沙的“站街”分时辰。清晨五六点，是送完孩子上学的妇女，站在菜市场东口卖自家腌的藠头，竹篮子上盖着湿蓝布，价目牌用粉笔写在硬纸壳上。午后三点，换成长短途货运的司机，蹲在邮局台阶上等回程货，身边放着灌满浓茶的军用水壶，偶尔有人掏出半包“白沙”，分给旁边的人。到了晚上七八点，才是重头戏——建筑工地的散工们散了活，三三两两聚在路灯底下，手里捏着记账用的烟盒纸，等包工头来点数。
我有一回跟着刘矮子去看他“站街面”。那是个暑热天，柏油路晒得发软，他指给我看对面巷口摆修鞋摊的老孙头，说这人站了二十年，腿都站出静脉曲张了。老孙头的摊子上挂着块木牌，用黑漆写着“修鞋配钥匙，兼卖冰绿豆”。他见我们过来，从保温桶里舀出两碗绿豆沙，碗沿还粘着几粒绿豆壳。他说这几年城管管得松了些，以前连坐都不能坐，只能站着等活。
“站街面不是丢人事，靠力气换饭吃，站得直，腰杆就硬。”——刘矮子灌了口茶，茶缸子底沉着厚厚一层茶叶梗。
站与等的变奏
2015年之后，星沙旧街的“站街”起了变化。手机里装上招工群和同城服务号，谁还在街上干等呢？但老孙头告诉我，北斗路东段拆迁那年，有个六十多岁的老木匠，每天都来站到傍晚六点半，准时收摊，不多等一分钟。问他为什么不去手机上注册接单，他指了指兜里的老人机：“这玩意儿，接个电话都断断续续的。”
去年秋天我再去，那棵老樟树还在，只是树下只剩一块水泥板，上面积着几片银杏叶。旁边新开了家连锁便利店，门口贴着一张打印的告示，说是“本店代收快递，兼招钟点工”。玻璃门上贴着一张二维码，扫进去是个叫“星沙零工服务”的小程序，注册的人头像是清一色的蓝色工装照片。
一张褪色的价目表
我在刘矮子的工具箱底片找到过一张1993年的价目表。那是用红蓝铅笔画的格线，写着“墙面粉刷每平米两块五、地面找平每平米三块、砸墙另议”，最后一行小字——“晚上加活加收两成”。他把这表收着，说是留着给孙子看，让他知道爷爷奶奶以前是怎么一口饭一口饭吃过来的。
那年夏天，星沙搞文明创建，街上的“站街面”被集中整顿过。老孙头的修鞋摊被挪进了社区服务中心，免费租给他三个月摊位。但他只干了一个月就搬回去了，理由很实在：“社区里冷清，等活的散工们不过来，我这些锥子、起子换不了几个钱。”后来社区组织了一次深夜恳谈会，把散工们请进会议室，管事的泡了茶，问他们有什么难处。一个叫杨桂花的运货大姐说，能不能在菜市场旁边设个带顶棚的候工点，雨天也不耽误接活。第二年开春，那地方真搭起了蓝色铁皮棚子，墙上挂了块黑板，每天早晨有人用白粉笔写下当天用工信息。
眼下星沙新区的高楼越盖越密，老街上那些站点被陆续拆掉，改成了口袋公园和快递驿站。但你要是清早六点半再去北斗路，还能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旧袄的老头，坐在自带的马扎上，面前摆着一块写着“瓦工，三十七年手艺”的纸板。他姓陈，不用智能手机，也不扫码，就靠在驿站檐下，等谁家碰上个老式砖拱的角落，需要个行手来收拾。
昨儿我路过那，看见他正从布口袋里掏出一个铝饭盒，揭开盖子，里面是满满一盒用酱油拌过的白米饭，上面码着两根煎得焦黄的荷包蛋。树顶上的麻雀叽叽喳喳地吵着，他抬头瞅了一眼，慢悠悠地夹起一只荷包蛋，吹凉了，放在脚边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