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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龙城站街一条街叫什么｜老街坊嘴里的“站街”原是地名，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问盘龙城站街一条街叫什么？那不就是老轧花厂后头那条巷子嘛。”我端着搪瓷缸子，刚在巷口修鞋摊边蹲下，老吴就接上了话。他手里的鞋锥子没停，头也不抬，“好多人一听‘站街’就想歪，其实那是解放前传下来的叫法——当年汉口码头的货船靠岸，脚夫们挑着担子在这条街上扎堆等活儿，一站就是大半天，可不是你家姑娘说的那个意思。”

旁边卖藕汤的刘嫂子噗嗤笑出来，拿铁勺敲着锅沿：“老吴你瞎扯啥？那年头谁分得清。我只晓得一九九几年盘龙城站刚通客运，这条街一夜之间支棱起十几家小旅馆，门口都挂个纸壳牌子，拿红漆写着‘住宿’俩字。外地客拎着蛇皮袋下了火车，迷迷糊糊就往这条街上拐，那时候才真叫一个人挤人。”

一条街的前世今生

我在这片区住了三十七年，退休前在镇中学教语文，每天上下班都打这条街过。街不长，从站前广场的报刊亭算起，到老粮站的铁门为止，慢悠悠走也就五六分钟。可这几百米的路面，硬是让日子踩出了厚厚一层油光——晴天是灰，雨天是泥，到了腊月里，满地都是炸圆子的油渍和放完的鞭炮红纸。

街面上的铺子换了一茬又一茬。西头那间门面，先是卖包子，后来改成彩票站，再往后挂出“美发”的霓虹灯，如今又变成快递代收点。房东张婆婆坐在门槛上剥毛豆，看着工人爬上爬下装招牌，嘴里念叨：“我这墙缝里嵌着的钉子，怕是钉过二十种招牌喽。”

老吴修鞋摊对面有棵歪脖子槐树，树底下焊着两排铁长椅。每天下午三点过后，下棋的、打毛衣的、推婴儿车的，准点儿聚过来。有一回我问老吴：“你天天在这儿修鞋，听没听过有人打听这条街的门牌号？”老吴把锥子往鞋底里一捅，咧嘴笑了：

“多了去了。前年有个东北来的，说是他爷爷年轻时候在这儿轧过棉花，非要找‘大生棉厂’的老仓库。我告诉他，棉厂八几年就改成了家具城，仓库现在堆着瓷砖呢。老人家蹲在门口，非得让我帮忙拍张照，说是要拿回去给他爹看，说‘当年的站街可热闹啦’。”

街边的物件和人

你要是真想知道盘龙城站街一条街叫什么，其实查老地图也没用——这条街在正规路牌上叫“站前巷”，但邮政送信的老周说他投了三十年快递，从没见人写“站前巷”这个地址，都写“站街杂货铺对面”或者“站街第三根电线杆左拐”。

前几年搞地名普查，两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夹着文件夹挨家挨户问。走到李裁缝铺子里，问他这条街的常用名。李裁缝正踩着缝纫机，头都没抬：“站街啊，还有哪个名字？”年轻人说地图上得标正式名，李裁缝拿粉笔在案板上画了个圈：“你标‘站街’，错不了。我爹的营业执照上写的都是‘站街服装店’，换了三茬执照，从没改过。”后来地图上还真标了“站街”，只是加了括号，里面填着“站前巷”。

街中段有家老茶馆，老板姓丁，比我大两岁，前年刚把门脸扩了一间。茶馆里头的墙上挂着一块黑板，粉笔字写着今日茶钱：粗叶茶一块，细茶两块五，白开水不要钱。黑板上方着一根竹竿，竹竿上夹着大大小小的纸条，都是老街坊互相留的话——“李师傅，你家的钳子在我这儿”“刘太，明天带豆腐过来”。

有天下午我坐在茶馆里看报纸，听见隔壁桌两个年轻人聊天。

其中一个戴眼镜的说：“我导航搜‘盘龙城站街’，怎么出来一堆岔路？”另一个剃平头的端起茶碗：“你搜‘站街一条街’试试，准带你去老综合市场那截。那儿以前是卖五金工具的，门口蹲一排焊工，算不算‘站街’？”两人哈哈大笑，茶馆里打牌的抬头看了他们一眼，又低头摸牌去了。

现在还在走的街

今年开春，街道办在街口装了太阳能路灯，灯杆上挂了一块蓝底白字的新牌子，写着“站前巷”。可老街坊们路过的时候，眼睛还是往斜对面那排旧红砖房上瞟。红砖房第一间的门脸已经封了水泥，但门头上还能模模糊糊看见“站街旅社”四个字，白漆剥落得只剩轮廓，最后一个“社”字右边那一点，像是谁拿指甲盖刮掉的。

前天傍晚我买完菜往回走，看见修鞋的老吴正在收摊。他把钳子、锥子、小钉盒一样样往木头箱子里装，忽然指着砖墙上一道裂纹说：“陈老师，你瞧这缝，我爹说他小时候就在里头塞过人票。”我凑近一看，那缝里卡着半截黄纸，纸片发脆，勉强能辨出“壹角”两个字。老吴小心地拿鞋拔子把纸片拨拉出来，放在手心里端详了一阵，又轻轻塞了回去。

路灯亮起来的时候，我看见街对面新开的面馆老板娘正招呼客人，她家的招牌上印着“站街牛肉面”五个字，旁边特意画了个小火车头的图标。她可能不知道这条街过去站过的是扁担、是棉花包、是等工的脚夫，但客人打电话订餐时，她还是会说：“你就到站街进来，第三个铺面，亮着灯的就是。”

那盏灯底下，叮当街车的声音从站台那边飘过来，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的频率。风把光秃秃的槐树枝桠吹得摇摇摆摆，树影子落在地上，把那条裂纹里塞着的旧纸票盖了个严严实实。刘嫂子正在后门洗藕，藕节上的泥浆顺着水流进下水道，汩汩响。她哼的是老调子，唱到一半忘记了词，就接着哼曲谱，铁皮桶里的水凉了又换，换了又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