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市南茶坊钢管厂巷｜拆了一半的街，还留着冒热气的早点铺
现在走到巷子中段，左手边是蓝铁皮围挡，右手边那排红砖平房还开着三家店。老赵的焙子铺门脸缩进去半米，炉子就支在窗台下，每天早上六点，白气顺着铁皮烟囱往上蹿，和对面工地扬起的灰土搅在一起。巷子尽头那棵大杨树还在，树皮上让电车链子蹭出几道白印子，树底下常年停着一辆倒骑驴，车斗里堆着半袋子土豆和一捆葱。
去年夏天最后一次大拆迁，把巷口那排二层小楼扒了。现在从南茶坊路口往里走，能看到断墙上留着“大众理发”四个蓝字，下半截让灰浆盖住了。卖稍麦的刘姐把摊子挪到钢管厂老门房旁边，铝合金窗上贴着“搬家甩卖”，可快一年了也没搬，每天晌午还是坐满人，一笼羊肉稍麦配砖茶，老主顾们把一次性筷子掰开又合上，聊的净是些不着边际的事。
这条巷子早年间可不是这样。钢管厂还在生产那会儿，巷子就是厂里的生活区。一九九几年，我在这边倒腾过两年蔬菜，每天凌晨三点蹬着三轮从东瓦窑批发市场回来，巷口的路灯底下总蹲着几个下夜班的工人，工服上全是铁锈点子，手里攥着厂里发的铝饭盒，等着买一碗热豆浆。那时候巷子两侧全是自建房，二层、三层摞着盖，窗户挨着窗户，晾衣绳从这头扯到那头，花花绿绿的秋裤和工装混在一起飘。
厂里的汽笛一天响四次。六点半那声最要紧，全巷子的闹钟都省了。我租的那间房在巷子中段，房东是个退休老钳工，姓孟，屋子里除了床和桌子，靠墙立着一个松木柜子，里面全是他攒的轴承、齿轮、废焊条，用油纸包得整整齐齐。孟师傅说这些东西“都有脾气”，硬要往家拿，老伴儿骂了他半辈子，他也没改。
那时巷子里有一家国营食堂，窗口卖焖面和烩菜。食堂的桌椅是那种厚实的榆木条凳，坐上去吱呀响。中午下班那阵子，窗口排一溜长队，大伙儿拿着搪瓷盆，互相递烟，聊的都是厂里的事：哪台轧机换了新辊，哪个班组这个月的奖金多发了十二块钱。食堂大师傅姓孙，包头人，嗓门巨大，舀菜的时候手腕一抖，肥肉片就掉回锅里，排到的人总要喊一嗓子：“师傅，再给块瘦的！”
后来厂子效益不行了。先是把学校停了，接着医务室关了。我记得特别清楚，二〇〇〇年前后那个冬天，巷子里忽然多了好多闲人，都是厂里的，工服洗得发白，蹲在南墙根下晒太阳，面前放个搪瓷缸子，不管谁路过都要问一句“有活干没”。孟师傅那阵子天天在家拆那些轴承，骂着骂着就不骂了，整天擦那个松木柜子，擦得锃亮。
再往后，钢管厂的烟囱不冒烟了，大门上了锁。巷子却比之前热闹，外来的租户多了，理发店、裁缝铺、修车摊、卖凉糕的小推车，挨着挤着开起来。我搬走那年，巷口新开了一家饸饹面馆，老板是乌兰察布人，压饸饹的木床子就架在门口，压一下，滚水锅里的面条翻个滚，热汤浇上去，辣椒油得浮满一层。
现在再回去，那家饸饹面馆也没了。倒是老赵的焙子铺旁边，新支了一个烤红薯的炉子，用的是改制的小油桶，铁丝网搭的底，红薯码得整整齐齐。卖红薯的是个年轻后生，说是从土左旗来的，每天下午四点出摊，戴着耳机，也不吆喝，有人路过就点点头。
大杨树底下，倒骑驴的车主老何还是老样子，叼着根烟，见谁都笑呵呵。他不卖土豆了，现在专给工地送水，车斗里换成了几箱瓶装水。前阵子我回去修电动车，跟他聊了几句，他说巷子西边那片最后也要拆，今年不动明年动，“你那个房东孟师傅，去年冬天走了。”
我愣了一下，没接话。老何把烟屁股在鞋底上摁灭，从车斗里摸出一瓶水递给我，瓶身晒得温热过心的那个棚子没有了，现在那片空地变成了一个临时停车场，汽车进进出出，喇叭声在巷子里来来回回荡。我坐了一会儿，看老何蹬着倒骑驴拐出巷口，太阳斜着照进来，地上的人影子拉得很长，比巷子本身还要长出去一截。
那棵大杨树的树皮又白了几块，风一吹，叶片哗啦哗啦响，底下的阴凉比往年小了半圈。不知道明年这时候，还有没有这家早点铺，有没有这根烟囱，有没有人在这条巷子里压低声音说：“还是那个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