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身｜旧时契约上沾着米汤和指纹
我曾经在山西介休的一座老宅门洞里，见过半张泛黄的纸。纸边被老鼠啃成波浪形，上面写着“立卖身契人王四”，下面却没了下文。看宅子的老汉说，这是拆老灶时从烟囱缝里掏出来的，那家祖上是开票号的，躲匪时慌里慌张地把账本和这张纸塞在一起。我盯着那半个名字看了良久——卖身这事，自古就不是一声吆喝那么简单，它是一门手艺，一套规矩，更是一笔被算计到骨头的家账。
卖的是什么“身”？先别急着骂
乡下人管“卖身”叫“出大力”。我头回听这话，是在河北蔚县的打树花场边。一个浑身火星子味的老师傅，指着烧红了的铁水瓢说：“旧社会那会儿，我爷爷给人当‘雇身’，一年只换三石小米，这就算卖身了。”我愣住，他笑了，“你以为卖身就得是卖到窑子里？跟你想的不一样。”
他说的是“长工契”。光绪年间，晋北的佃户家里揭不开锅，会把十五六岁的儿子送到地主家，契上写得明白：“自卖之后，任凭银主使唤，如有天灾病患，各由天命。”这不是卖断性命，是卖一个时期的劳动力。日子从春天算到腊月廿三，中间不许跑，跑了抓回来要赔双倍的粮食。我问他爷爷干了几年，他伸出三个指头：“三年。第三年上，东家赏了一双新鞋，说让他回家娶媳妇。”
契上的六个指印和一碗米汤
我见过一张完整的卖身契，在陕西华阴的旧货摊上。摊主是个戴绿头巾的老婆子，她用油纸包着那张契，打开时一股霉味冲过来。契纸是毛边纸，墨色发灰，落款处按着六个指印——不是五个，有根手指按了两回，因为第一个指印太浅。
“那是个哑巴，卖他儿子。”老婆子说，“中人说恐哑巴识字不清，让他多按一个。”契上写的身价是八两白银，分三期付：先付二两做定金，剩下六两等他儿子过了夏收。我举着纸对着太阳看，发现纸背有一层亮晶晶的壳——那是晾干了的米汤。
“糊在墙上防潮的。”老婆子解释，“每一任卖家都在上面刷一道米汤，刷得多了，纸就硬得像牛皮。”她盯着我的眼睛说：“你以为卖身是穷人没办法？错啦，这是穷人唯一找得着保人的法子。”保人要在契上画圈，画了圈就要负责到底，出了人命他自己要填命的。所以你看那些契上的保人签名，个个写得比主家还用力，那是在给自己画护身符。
城里面也有“卖身”的
别以为这种破事只在乡下。民国二十六年，我在老相册里看到上海杨树浦纱厂的招工单——上面写“包身工，包吃包住，每月扣药费一角”。那也是一种卖身，把整个人押给工头，生病了也不准歇，歇一天倒扣两天工钱。
我认识一个老头，他十四岁从苏北到上海，签的“包身契”藏在袜子里三年不敢掏出来。他说那时要学“三快”：吃饭快、跑得快、干活快。慢了一拍，领班就拿铜尺敲后脑勺——敲糊涂了，卖身契就多续一年。他后来熬成了七级钳工，把那张契塞在老皮箱最底下，从不跟人提。可他死前非要子女把那契撕了，“烧成灰撒黄浦江里”，他说，“这世道再穷，也别让儿孙晓得我跪着拿过那八块大洋。”
今天的“卖身”是什么味儿？
我现在住在老城南，巷子里有个修鞋摊，摊主小谢是从河南来的。他戏称自己这是“租身”：租给这座城市，一天一百二十块，下雨天算白干。我问他签不签契，他笑了，从工具箱摸出一张皱巴巴的收据：“就这个。房东开的收条，也算半个卖身契。”
“老手艺不分新旧，只要还想着把自个儿的力气儿换口热饭吃，人就没输。”
他这话让我想起那张沾着米汤的契。但你若仔细算算，八两银子的身价，搁到今天大约抵一个普通泥瓦匠四个半月工钱。而小谢的“租身”，一个月刷满三十天，挣的钱刚够他孩子在县城幼儿园的学费外加一碗烩面。
区别在哪儿？旧契上写死了一个人的全部，新收据上只框住了白天。但那张旧契背后有保人、有中人、有里正盖的印子——一整套人情跟赎买流转的规矩。现在的收据呢，就一个电话号，打不通了，你便寻不着那力气去了谁家。
上礼拜我又路过那宅子，门洞里的烟囱已经拆净了。新修的影壁下放着一把老铁秤，秤砣倒是新的，上面有二维码——扫开一看，是隔壁废品收购站的收件电话。
我蹲下来看了半天那把秤，想着那半张契上的“立”字，究竟写的时候，执笔人是不是也跟这秤杆似的，哆嗦着一头沉一头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