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埗有小姐吗｜三个旧地名的寻访记录
清明前两日，我沿高龙路往北走，过了凌屋村那棵老榕树，在振丰纸品厂门口歇脚。厂门卫是个五十来岁的本地人，姓莫，以前教过书，认得我。我递了支烟，问他：“高埗有小姐吗？”他愣了一下，把烟夹在耳朵上，说：“你讲的是哪样小姐？要是问人，这厂里流水线上倒有几个外地姑娘，叫小姐也行。要是问那种地方，镇上早几年就清干净了。”他指了指马路对面一排卷帘门紧闭的铺面，“以前那边有间发廊，招牌都拆了，现在卖五金。”
我在高埗住了三十一年。1988年从东莞师范调来镇中心小学，教语文，直到2011年退休。那时候高埗还没划成街道，叫高埗镇，107国道穿镇而过，路边全是简易厂房和铁皮棚。每天放学，学生家长要么在田里，要么在厂里，很少有闲人。也正因为工厂多，外来工多，镇上陆续开过几间发廊、足浴店，后来都转型成了正规理发店或棋牌室。有人问起高埗有小姐吗——我熟悉这个问法，多数人是想找陪酒的，也有做建筑的外地工，下了班想找个说话的地方。但咱们镇子小，这事从没成气候。
第一站：旧圩尾的理发铺
过了纸品厂，拐进旧圩尾，两边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盖的三层小楼，外墙贴白瓷砖，上面涂着“××旅店”的残字。梁婶的理发铺还开在巷口，玻璃门擦得透亮，摆了四张老式理发椅。我推门进去，梁婶正在给一个阿婆烫发，烫发帽嗡嗡响。她见了我就笑：“高老师，剪头还是洗头？”我说：“不剪，来问你个事。以前有人问你，高埗有小姐吗？”
梁婶手上没停，嘴巴努了努墙角，“你问阿贵，他以前开摩的，专拉这些人。后来摩的禁了，他改开三轮车给人送货。”阿贵正在角落看手机，抬头接话：“小姐？那时候有几个，都是湖南、广西来的，住旅店，自己联系客人。有一次我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去芦村，他们在车上就说，高埗有小姐吗？我说不知道，不敢乱拉。后来派出所查得紧，那些旅店全换了老板。”他把手机屏幕调亮，翻出一张旧照片——一辆红色嘉陵摩托车靠在一棵木棉树旁，车后座绑着个旧头盔。“那是2006年，我做摩的最后一年的车。”
梁婶插话：“现在哪里还有人问这个。前年社区网格员在群里点名，谁家出租屋住到什么人都要登记。我家二楼空着，租给一个做电商的后生，他整天发货，连对象都没有，更别提小姐了。”烫发帽停了，阿婆对着镜子理鬓角，嘟囔了一句：“我年轻时坐火车去广州，也被人问过这话，我说没空答话，赶着去换车。”
第二站：振兴路的老旅店
从旧圩尾出来，走三百米到振兴路。路中间有座天桥，雨棚掉了两块铁皮，桥边立着块牌子，写着“建设平安高埗，举报电话xxxx”。天桥底下有间“兴达旅馆”，招牌还是蓝底白字，但窗户全改了密封铝框，一楼改成便利店和彩票站。我进去问店老板，一个戴老花镜的本地女人，姓何。何姨说她从1997年接过这间店，“以前二楼有棋牌室，三楼住客，四楼长租给几对夫妻工。那时候确实有人打电话来前台，问有小姐吗。我直接说不提供这些，怕出事。”她拿抹布擦了擦柜台玻璃，里面码着三种彩票单。“现在整栋楼改成公寓，装了人脸识别门锁，每个房间都有烟雾报警器。租客一律登记身份证，和派出所联网，谁还敢干那个。”她说这话时，声音平淡，像报天气预报。
我站在门槛边，想起一件事。2003年夏天，学校里一个临聘老师的表弟来高埗找工作，住在这间旅馆三楼。他晚上下楼买水，被一个中年妇女拉到巷子角落，问“高埗有小姐吗？便宜，就在附近”。他慌乱摆手跑回房间，第二天就搬去厂里宿舍了。后来他进了电子厂做品质检验，再后来回乡结婚，寄过一盒喜糖给我。这个事我没跟何姨说，因为那个表弟现在已经当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在高埗安了家，每个周末在江边钓鱼。
第三站：沿河路的公厕与警务室
振兴路走到尽头，就是高埗的沿河路，东江支流在这里拐了个弯。河边种了整齐的洋紫荆，树下每隔两百米有个不锈钢长椅。路边有间公厕，保洁员是个驼背的老人，每天上午十点准时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手里拎着一串钥匙。我问他，这附近以前是不是有人拉客？他眯着眼想了想，说：“有几年，天一黑就有女的站在灯光暗的地方，不讲话，对路过的人使眼色。后来对面建了警务室，灯拉到八十瓦，摄像头装在椰菜花树上，她们就不见了。”
公厕斜对面确实有间警务室，蓝白相间的小板房，门开着，一位辅警在抄车牌号。我跟他说起“高埗有小姐吗”这个问法，辅警头也没抬：“今年还没碰到过一个这样问的。去年有个醉汉在夜宵摊上喊，被我劝回去了。喝多了就找小姐，找不到就闹事，倒不如直接去厂里找个对象。”
天色暗下来，河边有人放风筝，是一只蓝色的章鱼风筝，飞得很稳。我沿河往回走，高埗有小姐吗？这个问题其实回答起来很简单——有，不过是许多年前的事。那些做小姐的人后来去了哪里，没人知道。就像当年那棵被台风刮倒的大叶榕，村委会拉了横幅说“旧树遭灾，新苗速植”，但到今天，那个坑里长出来的是三棵细叶榕，每棵都用支架绑着，叶子绿得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