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车站有鸡婆吗?｜问遍站前广场老邻居的实话版
“你这娃儿，咋一上来就问这？”老周把搪瓷缸往凳子上一墩，茶沫子溅出来两滴，“我在这郑州车站广场看自行车看了九年，你问的是哪种‘鸡婆’？”
我赶紧递根烟过去：“就是那种，拎着小包，见男的就凑上去问‘住宿不’的……”
“哦——你说的是那种拉客大姐啊！”老周噗嗤笑了，烟点着吸了一大口，“那可不叫鸡婆，那叫‘站前引导员’。早年多得很，现在少了。”
旁边修鞋的老刘头插嘴：“老周你给娃说清楚，人家问的是真鸡婆。”
“真个屁！”老周瞪眼，“车站派出所老陈天天在出站口转悠，真要有那事，早收拾干净了。不过你要是问‘鸡婆’——哎，你别说，还真有一个。”
我和老刘头都愣住了。
“站前邮电局门口，修表摊旁边，那个姓姬的大姐，外号就叫‘姬婆’。你听岔了八成是找她。”
老刘头一拍大腿：“对对对！姬婆！修表手艺好得很！”
广场西侧的老摊位
顺着老周指的方向走过去，广场西侧铁栅栏边上挨着一排铁皮棚子。姬婆的修表摊夹在卖地图的和卖茶鸡蛋的中间，招牌是块三合板，用毛笔写着“精修钟表”，底下压着块玻璃板。
姬婆今年六十出头，花白头发拢在耳朵后头，老花镜架在鼻梁上，手里捏着镊子正往表芯里点油。她抬头看我一眼：“修表？还是问路？”
“姬婆，有人跟我说你是这儿的……”我卡住了，觉得直说不太好。
“是‘郑州车站有鸡婆吗’那几个字吧？”她放下镊子，摘下眼镜擦了擦，“行了，我是这站前广场最后一个叫‘姬婆’的。你问那事儿，我在这三十年了，给你掰扯掰扯。”
她把椅子往前拉了拉，指头点着桌面上的硬纸板。纸板上用圆珠笔画着简易地图，密密麻麻标着站牌、公厕、寄存处这些小方格。
“你看，这广场从东到西，出站口、售票厅、行包房、公交枢纽，我一天到晚就守这修表摊，跟票贩子、叫卖报纸的、卖包子稀饭的全认识。那种满嘴胡诌拉皮条的，早被清光了。”
“前些年抓得狠不狠？”我问。
“咋不狠？九几年那阵子，站前广场脏得跟一锅粥似的，什么人都往这儿蹦跶。穿喇叭裤的，拎四喇叭录音机的，还有拿张纸片写‘住宿’举着跟牌似地转悠的。”姬婆边说边拿镊子敲了敲台面上的铁皮匣子，“后来从〇三年开始一趟一趟梳，拿着喇叭喊，还弄了个治安岗亭放正中间，那些人才算急了，有的往城中村跑，有的干脆回老家了。”
姬婆亲口讲的那年春天
“有一回，一个背着蛇皮袋的大姐蹲在我摊儿旁边，饿得直抖，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火车票。她说她是商丘来的，被人骗到站前一家‘招待所’里，说是帮人带娃儿的，结果收了她的身份证，天天让她举着牌子去拉人。我问她拉什么人，她低头不吭声。后来我借了个手机让她给家里打个电话，又塞给她两个茶鸡蛋，让她去买张回程票。她走的时候眼泪淌得跟下雨似的。”——姬婆的原话，她说完又低头拨弄表针了。
姬婆说这事那年春天，站前广场正搞大修，水泥地全刨了重铺，灰尘满天飞。她摊前那棵老梧桐树被锯了大半片枝子，就剩光秃秃的茬。她当时还念叨：“树都砍了，乱七八糟的人也该挪窝了。”
从电话亭到手机充电站
如今广场出站口北边的公用电话亭只剩了一排铁壳子，漆掉了大半，有人拿它立广告牌。靠近地铁口的墙上新装了六个充电桩，长条形的蓝色机箱，手机扫码就能插线充电。
我问姬婆，要是一个外乡人真在这车站犯了迷糊，该咋办？
她推了推眼镜，列了几样东西给我看：
- 广场中心治安岗亭，白底蓝标，白天黑夜都有人值班，两个穿制服的不挪窝
- 候车厅一楼服务台放着“便民小纸条”，写着正规住宿点、公交线路、夜间大巴时刻
- 出站口右手边那面大屏幕底下，贴了张“远离拉客骗局”的粉红色告示，字很大
“你要问我在郑州车站有鸡婆吗，我给你个实底：明面上一个见不着，暗地里也翻不起浪。”姬婆说，“这地方一天走多少万人？出站口广播喇叭翻来覆去喊‘请旅客走正规通道’，真要有人乱伸手，便衣比乘客都多。”
修表摊旁边卖凉皮的大姐插了一嘴：“姬婆说得对，我天天在这摆摊，前两年有个从东北来的一家三口，被野旅馆拉去了，半夜管人要两倍钱。后来人家一吆喝，广场巡逻的十分钟就带着人把那窝踹了。”
姬婆摆摆手，示意她别岔开话题：“你别光听热闹，那阵子站前派出所还专门设了个‘城管联勤点’，红袖标一长串，白天巡检，晚上也不撤。”
我从摊上拿起她那只没修完的上海表，表盘里细细的秒针走得稳稳当当。
“表这玩意儿，走慢走快都能调。”姬婆把表壳按回去，拧了两下后盖，指头肚在玻璃面上蹭了蹭，“人要是走岔了道，也能掰回来。”
正说着，广场大屏幕响起了整点报时的电子音乐。一个背着双肩包的姑娘跑过来，举着手机问姬婆：“阿姨，这附近有修手机屏的吗？我朋友手机掉地上摔裂了。”
姬婆朝北边努努嘴：“往前走，麦当劳斜对面那个黄牌子就是。”
姑娘说了声谢，转身小跑过去。
姬婆低头又拿起那只上海表，皮表带换了新的，针尖指着下午三点十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