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性交易30元钱10几分钟｜旧公园角落里的零钱往来
我说的这个事，不在灯红酒绿的街区，而在老城区的长乐公园。它的南门售票亭早拆了，现在谁都能从铁栅栏豁口进去，沿着人工湖走半圈，能看见一排水杉。水杉底下常年搁着几把塑料椅子，掉漆的、缺腿的，用铁丝绑着。一九八几年的时候，这里还是收费公园，门票两毛钱。后来不收票了，椅子边上就多了一些人，多数是五十岁往上的妇女，也有几个看着年轻些的。她们拎着布袋子，装着橘子、瓜子，或者一把旧雨伞。你走过去，她不喊你，就抬眼看你，然后说一句：歇一下不？三十块钱，十几分钟的事。
这话我头回听见，是在二〇〇九年秋末。那天我拿着数码相机拍水杉落叶，一个穿红毛衣的大姐凑过来，问我拍一张要不要钱。我说不要钱，她哦了一声，坐回塑料椅子上，从布袋里掏出一把毛豆，剥着吃。她旁边另一个大姐手里攥着一张十块、一张二十，卷成小筒，塞进袖口。那会儿公园里的路灯是傍晚六点亮，亮之前这半小时，是生意最好的时候。
公园里的三种熟人
我后来常去，跟几个常驻的混了个脸熟。她们大致分三类，每类的规矩不太一样。
第一类是骑三轮车来的。车斗里放着塑料凳、保温壶、一包湿巾。她们不在水杉底下，而在公园西北角的公厕旁边。公厕收费的年代，看厕所的老头收两毛一次，后来改成免费，这帮人就在墙根边上摆个马扎。她们的报价统一，三十块钱，电瓶车没电了推过来充十分钟也是这价，但那是句玩笑，真交易就是坐马扎上聊会儿天，或者帮着按摩一下肩膀。她们说这叫“松乏松乏”。
第二类是拎保温桶的，专挑中午十二点到两点。这个时段公园里人最少，大太阳晒着，长椅烫得坐不住。她们坐在湖心亭的石凳上，桶里装着绿豆汤或者酸梅汤，一碗三块，但你要是多给三十，她可以陪你走两圈湖，讲些这一带的野事。有回我听见一个穿蓝布衫的老太太跟人讲：“三十块钱，十几分钟，就是绕着湖走一圈加半圈，我给他说哪棵树下埋过死猫，哪根栏杆是后焊的。”
第三类最特殊，是晚上来的。路灯亮后，她们站在灯柱底下，手里拿着手机，屏幕亮着，像是在等人。有中年男人过去搭话，聊几句，就一起往竹林深处走。竹林里有一片空地，铺着砖，边上搁着灭火器箱子。这个场子的价格稍微浮动，有时候三十，有时候五十，但时间都卡在十几分钟内，不会多待。有次我听见一个男人讨价还价：“二十行不行？”女的摇头，甩着手机链子说：“三十块已经报过最低了，十几分钟，完了你还能赶回去吃夜宵。”
她们的工具与规矩
这些人的装备都很具体，不浪漫，也不含糊。
- 塑料布：卷成圆筒塞在袋子底部，铺在石凳上用的，防灰尘和树胶。
- 折叠指甲剪：有生意的时候，先给对方剪两下指甲，意思是“干活之前验验货”。
- 薄荷糖：铁盒装的，上海那种牌子，说说话的时候递过去一颗，算是缓解尴尬。
- 旧报纸：垫在膝盖上，她们坐着的时候习惯把裙子边压住，防止风吹起来。
有个姓周的阿姨，五八年生人，以前在毛巾厂当质检员。她跟我说，这行当没有老板，也没有排班，全靠自己合计时间。她早上送完孙子上学，九点半进公园，十二点回家做饭，下午再来两小时。她一天最多接四单，每单三十块钱，总量控制在一百二以内，多了不接，因为腰受不了。她管这个叫“打零工”，跟去菜场帮人剥毛豆一个性质。
| 时段 | 地点 | 价格与时长 | 主要客户群 |
| 早9-11点 | 水杉林长椅区 | 30元/15分钟 | 退休工人、闲逛老头 |
| 中午12-2点 | 湖心亭石凳 | 30元/12-15分钟 | 附近工地午休的、修自行车的 |
| 晚6-8点 | 西北角公厕墙根 | 30元/10分钟 | 下夜班的保安、代驾 |
她们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离开公园大门半径三百米。有人问为什么不去更僻静的地方，周阿姨说，公园里面有路灯，有巡夜的保安（虽然巡得晚），有摄像头（虽然多半是坏的），要是真出了事，至少有人看见。这种半公开的场子，反而比小黑屋安全。三十块钱买个放心，十几分钟买了不纠缠。
公园的墙面与告示
二〇一五年的时候，公园管理处贴过一次告示，蓝底白字，写着“禁止非法交易”。贴了三天就被人撕了，只留四个角。后来又换了一块铁皮牌，固定在公厕外墙的钉子上，就没再被撕掉。但牌子下面照样有人站着，只是把生意挪到了监控探头的死角——那个探头正对着公厕门，但拍不到墙根内侧。
我还见过一种更隐蔽的模式：公园隔壁是花鸟市场，有人买了金鱼，顺路进公园，坐在湖边拆袋子。这时候常有人过去搭话，指着湖面说“你看那条鱼翻肚皮了”。搭话的是托儿，真正交易的是坐在长椅另一端的穿灰外套的。托儿引路，三十块钱，以“帮你看鱼”为暗号。但后来城管来查过一次，把穿灰外套的带走了，托儿跑了，鱼袋子扔在湖边，几条金鱼在塑料袋里鼓着鳃。从那以后，这个模式就没了，又回到直接谈价格的旧路。
周阿姨说过一句话：“公园里的长椅，白天晒被子，晚上晾心事。三十块不是大数，十几分钟也不算长时间，但能坐一会儿，就坐一会儿。”
季节与歇业
这行当分季节。冬天最冷，一月份那阵子，零下三四度，水杉上挂着霜，没有一个人出摊。周阿姨说，太冷了，手伸不出来，别提收钱找钱。转过年，三月底春暖，生意慢慢活泛起来。夏天生意最好，白昼长、人耐熬，到了晚上九点还有赚三十的空间。秋天落叶一多，扫地的工人来回走，把水杉底下的落叶堆成堆，那些人就坐在落叶堆边上，像在等什么人把叶子点着。但没人点火，公园禁烟。
二〇一八年的夏天，有一次暴雨来得急，我躲进湖心亭，看见三个做那行的大姐也在躲。她们三人分坐三根石柱底座上，谁也不说话，各自拿手绢擦鞋面上的泥水。雨停之后，她们站起来，也没有互相打招呼，各回各的岗位——一个回水杉林，一个回公厕墙根，一个往竹林走。就像一张桌子上的几块积木，雨来了推到角落，雨停了恢复原样。
这天傍晚，竹林那个大姐接了当天最后一单，三十块钱。她回来的时候走到路灯底下，把那张纸币对着光看了一看，确定不是假钱。然后她从布袋里摸出一个黄颜色的塑料袋，把纸币叠好放进去，又把塑料袋塞进衣服内层的兜里。整个过程没有一句话。路灯照着她头顶的几根白发，亮晶晶的，她伸手一捋，往公园北门走了。
北门外有个修锁摊，师傅正在收工具，她把那个塑料袋摸出来，要了一块钱的皮筋——那人用来捆钥匙的黄色皮筋。系好之后，她提了提裤腰，消失在街对面老小区的门洞里。水杉林那边，最后一盏路灯闪了两下，没灭，还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