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田鸡婆都搬那里去了｜寻访老县城的养鸡人家
2023年冬天，我蹲在县城南门桥头的旧水井沿上，鞋底沾满了湿泥。井早就封了，井圈周围却让菜贩子堆了三层竹筐，里头装着蔫头耷脑的小白菜。一个穿蓝布围裙的老嫂子蹲在旁边，正把一只芦花鸡的翅膀别进麻绳里，鸡爪子扑腾得尘土飞扬。我问她：“这鸡是从哪儿收来的？”她头也不抬：“从新田那边，鸡婆都搬那里去了。”
一、桥头市场的光景
南门桥这个市场，八十年代是全县最热闹的鸡鸭集散地。每逢农历三六九，天不亮就有农民挑着竹笼来占位子。笼子底下垫着干稻草，鸡粪的骚味混着草叶的清气，能飘过半条街。我小时候跟着外婆来卖过一回蛋，她养了十二只麻羽鸡，每天能捡八九个蛋，攒半个月就装在铝饭盒里，用布巾子一层层裹好，走上五里路到桥头来。
那时候桥头有两排固定的鸡笼，用杉木板钉的，上头还留着当年的墨迹——“刘记号”“陈大脚家”“吴老三鸡种”。每只笼子前竖一块小木牌，写着“土鸡”“洋鸡”“初生蛋”。买卖双方不秤斤，论只数，攥着鸡翅膀在袖筒里摸价，手心一伸一缩，旁边人看不出名堂。碰上出手大方的公社食堂采购员，一次就要二十多只阉鸡，老养鸡户便从笼底摸出几张皱巴巴的票证来，那是结款的凭证，上边盖着“新田大队”的红章。
“新田的鸡婆，蛋壳青，蛋黄红，切开来香油直冒。”外婆那时候常这么说。
| 年费类别 | 1985年桥头摊位费 | 1997年新田养鸡棚租金 | 2010年后改续政策 |
| 每月金额（元） | 两块五 | 一亩地一年六百 | 转租旧厂房，按间收 |
二、新田村的围网与铁皮棚
新田村在东岗坡下，离老县城五公里。九十年代初修了砂石路，县副食品公司看中了那块地，说要建集约化养殖基地。村支书带头拆了自家祖上传下来的旧鸡舍，换成了灰砖砌的连排铁皮棚。棚顶铺石棉瓦，夏天发烫，冬天结霜，但棚里装上了自动饮水器和喂食槽，这是桥头那些杉木板笼子从来没有过的新家当。
1997年上半年，我跟着县畜牧站的王技术员去过一趟新田。他背着个军绿色的医药箱，里头装着禽疫苗、长柄注射器、一包去痛片。我们走进第一排棚子，王技术员捏着一只母鸡的后颈，翻看它的泄殖腔，又扒开胸羽看皮色：“这批新田鸡婆，产蛋率能到八成，蛋重一斤十二个左右。”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每户的进苗日期、防疫批次、死淘数量。那时候整个新田村十二户人家，家家户户都在养鸡，鼎盛时存栏过万羽。
鸡舍里总是嘈杂的，母鸡咯哒咯哒地叫，像一场连绵不断的雨。食槽边的玉米粉和鱼骨粉混着水，被爪子刨得到处都是。饲养员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哑巴老头，他听不见声音，但能凭着鸡群突然炸开的扑翅声判断有没有野狗钻进来。他在自家鸡舍入口挂了个小铃铛，有人推开铁门时铃铛就响，鸡群便集体抬头，那场面有几分荒诞的整肃。
三、搬走的两次浪潮
第一次大规模的“搬”，在2003年。县里推行禁养区划分，说新田村靠近县城饮水源上游，养鸡污水直接排进河道，不符合环保要求。村里张贴了黄纸公告，限期九十天自行清栏。很多人急了，连夜把好鸡往更远的山沟送，去了青坪、塘尾、朱家坳那些地方。桥头市场的卖鸡人明显少了，原来一排三十多个笼子，缩成了不到十个。
第二次搬迁来得更利落。2015年前后，农贸市场改造，桥头的老摊位被划成统一尺寸的不锈钢台面，活禽区单独挪到市场西北角的铁皮屋里，还装了通风管道。那几个老养鸡户不愿意进铁皮屋，嫌租金涨了三四倍，转身就退租。到2020年，再去南门桥，活禽区只剩下两家在卖清洗好的白条鸡，冰柜里冻得硬邦邦，标签上写着“新田土鸡”“新田乌凤鸡”，用手按一下，冷气往指缝里钻。
“鸡婆都搬那儿去了嘛，”旁边卖豆腐的老板把一块白布盖在豆腐板上，“搬进冰箱和冷柜了。
四、青坪村留守的人与笼子
顺着我那位卖鸡老嫂子的指引，我骑车去了青坪村。村口的老樟树下还剩一个养鸡棚，用的是旧的杉木板和铁皮拼的，歪歪斜斜，靠三根树干撑着。棚里关了二十来只母鸡，毛色灰扑扑的，地上垫的是碎稻草混合着沙土，气味比新田的铁皮棚要重得多。养鸡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叫李全福，他坐在一张小马扎上，手里攥着一把玉米粒，撒几个，鸡就围一圈。
他说他这棚鸡是留给孙子家吃的，不卖。我问新田原来的老户都搬哪儿了，他想了想，指了几个方向：“桂芳去了县城儿子家，连锅灶都搬走了；宋胖子去了广东，听说在电子厂门口租了个摊位卖炸鸡腿；最可惜的是山耀家，他那个铁皮棚拆了以后，专门收了所有的笼子堆在后院，如今生锈成一片，下了雨就走不进院子。”
我站在青坪村口，回望新田的方向，隐约可见几座新盖的二层小楼，阳台外面却看不到一只晾晒鸡毛的簸箕。一些水泥空地上画着白线，是过阵子要铺沥青的路面。鸡棚的旧围网还在角落立着，网眼间卡着几片灰白色的小羽毛，风一过就微微颤抖，像是刚从某只飞走的翅膀上掉下来的。
那个哑巴老头的铃铛，不知道被收进了哪个纸箱，还是直接扔进了垃圾堆。李全福抓了一把玉米粒，慢吞吞地说：“你要是真找他们，去镇上快递点那个窗口问问，寄来的纸箱上都写着鸡苗两个字。”